本文主要采取年谱的形式,对晚清山左名儒孙葆田的生平和思想作了系统梳理,力求仿照近现代年谱兼重谱主生平行事和思想脉络的体例特点,在进一步细致还原其作为生命个体之历史的同时,梳理出其思想变迁的历史。就前者而言,主要是通过扩大史源,在谱主本人著述和传记材料等常见史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挖掘了《清代朱卷集成》《王氏水源录》《凌霄一士随笔》《贺葆真日记》《叶景葵文集》《濂亭文集》《桐城吴先生尺牍》《仪顾堂续跋》《蓼园诗抄》《艺风堂友朋书札》《意园文略》《灵峰先生集》《文禄堂访书记》《曾国荃全集》《李秉衡集》《翁同龢日记》等以往不为学界所关注的新史料,进一步充实了孙氏的生平、交游、为官、学术等事迹。就后者而言,力求跳出以往关于孙氏个体研究的局限,将孙氏思想置于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中加以审视,注重整体考察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于孙氏“兼采汉宋”的学术理念、主要方志学思想、中西文化观等,作了重点考察。指出,所谓“汉宋兼采”,固然有反对空谈和繁琐考据的进步意义,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融通汉宋,因为无论是清代朴学家“唯求其是”的理念,还是程朱理学思想中敢于倡导独得之见的理性精神,都不为其所重。这一学术理念上的局限,也是制约其中西文化观,导致其尽抵西学的思想根源之一。作为方志学名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清中叶以章学诚、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文献派”的思想主张,在方志性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进一步充实了前人论述,对于近代方志学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撰写孙氏年谱,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孙氏本人学术特点和清代山左学术特征的认识,也是管窥清代学术与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案例。而论文在体例上的一些探索,诸如对年谱事目中所涉及之人、事、著述等要素的细化和梳理,对于能够反映谱主重要思想之材料的摘录,对于时人和后人重要评价的引用,对于表达个人看法的按语的使用,年谱正文与“综论”相结合的撰写方式等,庶几对于丰富和创新年谱体例,突破传统体例“述而不作”的局限,改变学界尚普遍存在的年谱只是“比次之学”的思想偏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