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我国传销立法所走出的重要一步。从此结束了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定罪量刑的尴尬阶段。通过对传销与直销概念的比较,进一步得出我国传销行为的特征,同时通过对我国传销组织所呈现的五级三阶制度的具体分析,组织领导是对整个传销活动进行决策、指挥作用的行为。组织者、领导者都应从级别制度、行为人在传销活动中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尽管刑法没有把积极参加者纳入打击范围,但是,鉴于积极参加者是传销组织得以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传销组织有很大的作用,还是应该尽早纳入刑法规制。“情节严重”应该从传销涉案金额、网络层级和人数、传销手段、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数问题。刑法对于传销的问题应该是实行“双轨制”模式,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司法适用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望对该罪的适用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