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展开论述之前,以第一章三节内容,分别对“五七族作家”概念的界定、饥饿叙事研究的现状,以及“五七族“作家归来后整体创作情况进行了一番梳理。概括而言,定义上,本文选用“五七族”这一称谓,既延用了思想史的定义,又对文学研究界的称谓进行了筛选。内容上,选取这批“右派”作家1957年的受难和他们经历的1959年—1961年,作为分析他们文本的着眼点。对此,尽管前人对这个群体作家,如张贤亮、王蒙、从维熙、陆文夫等等的文本,都有不少的专门研究资料,但针对这批作家关于1959年—1961年这段饥饿历史的记忆,批评史上专门的论述还是相对较少。而从这批作家复出之后的写作看,关于这段岁月的记忆,尤其是对于饥饿的书写,要数张贤亮、王蒙、从维熙最为突出。本文在承认他们的共同性前提下,将他们的部分文本,作为“五七族”作家的“饥饿(饥荒)”文本的代表。但选取三位“五七族”作家为重点展开的分析,还是特别注意到了他们的差别,并在与饥荒史、“右派”史的基本史料比较中,进一步有侧重地选取不同人的突出之处,探寻“五七族”作家这类文本的历史、文学和文化价值。为评论其历史价值,论文首先从饥荒史和“右派”史两个方面明确其文本叙事的历史背景,以第一章的两节内容梳理了这两方面的史料:其一是关于饥荒发生的时间、严重程度以及原因;其二是“反右派运动”中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罪名及性质、“右派分子”的历史待遇,以及隐含在划分“右派分子”标准中的一个关键史实。论文第二章主要结合“五七族”作家的饥荒文本,关注代表作家笔下的“右派分子”的饥荒生活,主要通过张贤亮的《绿化树》、《我的菩提树》,王蒙的《布礼》、《失态的季节》,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走向混沌》展开论述。本文认为:首先,一系列作品汇集起来的饥荒生活写真,堪称历史记录的生动注脚。而他们的“饥饿”书写,在其文学记忆中占有的比重,存在明显倾斜:物质上的三年灾难,所占篇幅极其有限。对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本文随之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其次,通过将这些文本与历史史料、其他作家的类似文本进行比较,在发现其一致性,归纳出其文字比重失调以及读者容易陷入误区的事实和几点原因的同时,还认为他们在反映“右派”之外人群的饥荒史方面有其历史价值。第三章在围绕“饥饿”主题和承认“五七族”作家共性的前提下,分别就三位作家及其饥荒文本,逐一从饥荒归因、解释“右派”遭遇的逻辑、“良知知识分子”定位三个方面详述其历史价值、文学史意义及由此获得的民族文化价值。这种价值,从历史层面看,于非“五七族”作家的“右派”史和饥荒史之外,更加具备这个群体性的特质;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则作为典型案例,展现了“文学与政治互动”的文学发展侧面景观,并作为“良知知识分子”写作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定位。主要观点是:其一、从饥饿叙事的角度看张贤亮的饥荒文本,本文突破前人研究中关注于其情思释放的角度,认为其更为突出的价值,在于他所代表的“右派”对于饥荒成因的看法,尤其是其表现出与史实及当时的老百姓不同的认知。其二、王蒙的创作是他作为作家身份的回归,更是他社会/政治身份的回归。因此,他不厌其烦书写“右派”政治心态的文本,正好为本文观点提供佐证:如果说刘绍棠解释“右派”遭遇的“娘打儿子论”,证实了与农民饥荒归因的逻辑一致,则王蒙及其文本,将解答“右派”们产生如此逻辑的原因以及此逻辑之弊。其三、作为“五七族”作家这类创作的代表,三位作家的文本不约而同地坚守“知识分子良知”的写作道德,不论他们受到了多么不一样的语境限制,各自有着怎样的差别,这一点却是作为底色共存,这也使他们在文本之外,拥有文学史上的定位,并同时获得民族文化意义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