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北宋徽宗崇宁以来国势衰微的局面，为了在对金战争中稳定和巩固政权，以维持半壁江山的统治，南宋统治者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了财政方面的建设。财政是经济管理的核心，是政治、军事行动的基础。论文即以南宋前期的财政为题，试图运用经济学中公共选择学派和产权制度学派的理论，分析南宋前期战时财政制度的若干特征;结合财政学的理论，剖析南宋时期的财政构成;并凭借历史学的观点，透视南宋君臣的治国原则与理财之术，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　　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上，使财政体制运作起来。为了重建国家财政，除继承、重组原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外，还陆续增设了一些理财机构:在中央，先后置总制司、国用司等，以加强宰执“经制国用”的能力;完善四辖体制，以增强对禁榷收入的征收与管理。宣谕使的不断派遣，也是恢复地方政治经济秩序的有效途径。　　在筹措财政过程中，南宋实行的是“量出制入”的原则。为了满足军费、官俸等财政支出，南宋加强了对经常性和非经常性两大类型财政收入的管理。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居于主要地位。征商收入的增加、战时科配的不断增长等因素，导致州县非正式财政体系的形成。然而，在统治阶层中，存在着“仁政”的思想，这与“量出制入”的战时财政政策相矛盾。这一看似矛盾的“国策”，在南宋前期各阶段中得到实施，并为后来者继承。南宋王朝前期的财政政策就是在二者之间实现相对稳定。　　南宋战时财政体制的顺利实施，与商品经济的发达、两税法以来“舍人税地”、“量出制入”等治税原则分不开。财政体制上内外对掌、挹地方以注中央，实行战时财政体制等，构成了南宋财政的历史性特征。绍兴和议(1141)以后，财政重建成了施政的主要目标。为此，收四大将的财权以实现中央财政集权，实施经界法、整顿国家税制以加强对乡村的财政控制。南宋财政中兴的原因，在于经济重心的南移、恰当的货币与金融政策和因事制变的理财原则。　　高宗以来的南宋王朝，致力于财政的重建，形成孝宗“乾淳之治”的中兴局面。为南宋的自立提供财政基础，并为后继者留下了丰富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