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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广泛的关注。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能源消耗量逐年上涨,由此带来的大气污染物与CO2排放量居高不下。改善中国经济、能源消耗与大气排放影响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基于能值理论建立了大气排放成本的计量方法（包括对人体健康与生物多样性的危害）,然后建立了一套基于货币、能量和能值的指标体系以描述经济-能源-大气排放成本之间的关系。接着利用提出的计量方法核算了1989—2016年间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大气排放成本并分析了中国各部门各行业的能源消费与NOx和CO2排放的特征,然后用提出的指标体系分析了研究期间中国经济-能源-大气排放成本之间关系的变化趋势,最后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剖析了经济-能源-大气排放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大气排放造成的能值成本由1989年的8.89E+21 sej增长至2016年的2.42E+22 sej,增长了1.72倍,年均增长率为3.78%。其中,大气排放造成的人体健康损失由1989年的8.89E+21 sej上升至2016年的2.42E+22 sej,增长了1.72倍,年均增长率为3.78%;大气排放造成的生态损失由1989年的4.03E+14 sej下降至2016年的2.89E+14 sej,减少了28.27%,年均下降率为1.22%;研究期间大气排放造成的人体健康损失在大气排放造成的总的能值损失的占比接近100%,同时2006年之后中国针对SO2和烟（粉）尘的防治工作初见成效,但CO2和NOx的对大气排放成本的贡献率仍在上升。（2）EUPG（单位GDP的能量利用）指标值由1989年的0.97（kg standard coal）CNY-1下降至2016年的0.37（kg standard coal）CNY-1,下降了62.24%,年均下降率为3.54%,表明研究期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其能源效率也在上升。ECPE（单位能量利用的大气排放成本）指标值由1989年的9.17E+09 sej（kg standard coal）-1下降至2016年的5.55E+09 sej（kg standard coal）-1,下降了39.46%,年均下降率为1.84%,表明研究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耗造成的环境影响呈现轻微下降的趋势。ECPG（单位GDP的大气排放成本）指标值由1989年的8.90E+09 sej CNY-1下降至2016年的2.04E+09 sej CNY-1,下降了77.14%,年均下降率为5.32%,表明研究期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大气排放成本正在逐步下降。SCD（结构协调度）指标值由1989年的1.00增长至2016年的19.14,增长了18.14倍,年均增长率为11.55%,表明研究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增长十分显著。SHD（规模和谐度）指数由1989年的1.00下降至2016年的0.97,下降了2.70%,年均下降率为0.10%,表明研究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能源消耗总量与大气排放成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善。此外,对数均值指数法结果表明EUPG,ECPE和ECPG三者对SCD在研究期间均为正向作用,其中ECPG对SCD的正向作用最大;研究期间能源消费对SHD的负面影响最大,GDP对SHD的正向作用最大。（3）研究期间中国NOx和CO2的排放主要来自于工业部门的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其中,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在2006-2016年造成的NOx年均排放量为7.66E+09kg yr-1,在工业部门造成的NOx排放量中的年均占比为60.18%,在中国各部门的造成的NOx排放量总和中的年均占比为41.40%;造成的CO2年均排放量为3.17E+12 kg yr-1,在工业部门造成的CO2排放量中的年均占比为44.98%,在中国各部门的造成的CO2排放量总和中的年均占比为31.56%。此外中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部门的NOx排放量在研究期间的贡献日益凸显,2016年达到6.01E+09 kg,占各部门的造成的NOx排放量总和的38.56%。（4）VAR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系数为1.0095,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大气排放成本之间的系数为0.3118,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大气排放成本之间从长期来看呈正相关性。同时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经济增长到大气排放成本的单向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和能源消费到大气排放成本的单向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未来15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依赖于能源消费并伴随上升的大气排放成本。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1）降低煤炭占比同时针对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进一步实现煤炭资源的清洁利用;（2）推进能源统计工作;（3）强化机动车排放标准;（4）完善环境红线管理的理论框架;（5）因地制宜核算大气环境容量;（6）建立科学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7）构建生态环境的联合执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