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指示语包含人称代词和名词性短语（用以确定话语参与者在语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术语由布朗和吉尔曼在1960年创造。一般人称指示语由三个类别组成，即第一人称指示语（包括说话人），第二人称指示语（包括听话人）和第三人称指示语（即不包括说话人也不包括听话人）。实际上，很多国内外学者从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跨文化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莱昂斯和莱文森已经在指示语这个领域作出巨大的贡献，吕叔湘从汉语语法角度对人称代词的指示运用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未能考虑语境对人称指示语的影响，从而难以全面理解。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借助顺应论理论研究人称指示语。　　首先，顺应论由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荣获语言学博士学位的维索尔伦提出。目前他是一名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国际语用学会的创始人和秘书长，并且管理着国际语用学科研中心。他在发布的《语用学新解》中提出语用角度的观点。在理论中，他视语言使用为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从一系列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从而达到满足交涉需求的进程。　　小说《我们》是由苏联作家扎米亚金创作，该作品讲述在一个架空的未来世界里，人们在所谓的幸福和自由之间的抉择。作品创作于苏联刚成立不久，作者通过发现当下制度中的弊端从而写出了这本小说，并于1920年完成了小说《我们》的创作。它是一部描写26世纪人类生活在“完全平等”世界的小说。由于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合从而被禁止出版，后来手稿辗转流到国外得以出版。在扎米亚金描写的26世纪，在“乌托邦”般的居民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个性，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社会关系，失去了姓名，字母和数字的结合成为唯一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属性的标志。有时候，个体代表全部，全部也映射出每一个个体。鉴于《我们》这部小说在人称指示语使用上的特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本文拟以该作品为蓝本进行人称指示语的研究。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选用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作为语料。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释指示语选择的动态过程。与其他有关人称指示语的研究相比，我们试图从顺应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在简短的文献回顾中，有关人称指示语的理论非常有限，并且注意到许多语言学家和学者更关注代词和指示语，而人称指示语的研究寥寥无几，除此之外他们更愿意对指示语和他们的功能进行简单的分类。语言现象的使用会给我们带来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信息。因此，本文试图从维索尔伦顺应论的角度来描述人称指示语的运用。　　其次，本文结合顺应论，对人称指示语非常规使用现象做了透彻的解释。顺应论是可以分析人称指示语用法的理论。以往的研究始终是从语用学或者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称指示语，而不能给出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人称指示语用法的含义是从使用人称指示语的背景中产生。语境因素影响着语言使用的选择。在这个动态过程中，语言的使用和语境相互交织。以前有关人称指示语的研究并未考虑使用人称指示语的动态过程，这样就难以解释人称指示语的含义。在这篇论文中，将结合上下文，从精神，物理和社会世界中作出明确的解释。本篇论文作者将以维索尔伦理论的顺应论理论框架相一致的动态方式来解释人称指示语的使用。　　最后，本文选择苏联时期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作为语料，分析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对人们精神，物理以及社会世界影响，并分析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被称为反乌托邦小说的鼻祖，通过架空虚构的科幻世界将苏联时期主流意识的弊端表现到极致，为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制作奠定了基础。在小说《我们》这部作品中，它体现了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同人拥有者不同的角色，却没有了鲜明的个性，没有了个人隐私，没有了姓名，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名词性词组来表达说话人自勺精神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而这些人称指示语的使用也反映了维索尔伦顺应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