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发生了多项影响重大的转向。首先，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著名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研究主体转向了现代的语言问题。差不多同时，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领域的也发生了话语转换，这个转换使得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构成力量和陈述逻辑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了。它最显著的特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在现代美学话语构成中占据了主宰地位，并经历了由非理性主体霸道到被消解的转变；二是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也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成为美学和艺术的核心。可见，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来说，语言是核心，也是一个关键。经过了话语转换之后，语言从工具变成了掌控者，获得了左右哲学和美学发展的力量，并将它们从现代带入了后现代。 关于美学领域的话语转换，说的人很少。但实际上，这个转换对其他的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传播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将媒介的地位提升到传播内容之上，从此媒介就成为了传播学的核心。 在传播学领域，没有话语转换的说法。但发生在传播学上的转变和美学与艺术领域的话语转变很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介即讯息”提出来后，媒介就成为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正如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成为美学和艺术的核心一样。经过这种转换的媒介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将整个社会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大众却在媒介营造的超真实世界中异化，就像在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话语转换中，主体的非理性霸道一样。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传播学领域也发生了“话语转换”，而媒介就是传播的语言。 对传播来说，经过这种“话语转换”，媒介从工具变成了掌控者，获得了支配的力量，进而影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作为传播的“语言”，媒介将现代社会带入了后现代社会，用极权统治着整个世界。通过媒介创造的“仿像”，一个超真实的仿真社会出现了，而在此背后的，是主体的进一步消解，真实的隐退，意义的丧失。随着媒介能量的增长，人的主动性越来越少，最终沦为媒介的附属品，迷失在媒介建造的“超真实”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