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位于其统治中心地带的江宁县开展了一场乡村治理变革。本文将其置于近代中国乡村变动的纵横两条脉络之中，并从控制和发展两个层面对这一变革进行了考察。　　 在第一章中，本文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困境两个层面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乡村治理变革的背景。民国20年代的农村极其衰败，以致出现了一场农村危机。然而，江宁的变革并非是对农村衰落的单一性反映，它既是晚清以来乡村治理变革的继续，同时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对自身危机与外来挑战的一种反应。本章的分析试图说明，尽管江宁变革的实际动机或许要更加复杂，但至少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江宁的乡村治理变革才得以展开。而这些因素本身也就蕴含了江宁乡村治理变革的目标，那就是对基层乡村社会实行更加直接有效的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乡村社会的发展。　　 长期以来，县都是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同时也是连接上下层政治结构的枢纽。县政府组织是否健全、职权是否充分，与县政府行政效率及其治绩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江宁实验县有鉴于前县政府的弊端，对县政府组织进行了重新改组。第二章对于这一新的组织构成和制度安排进行了阐述。改组后的县政府，组织健全，人才充实，并有一配套的管理制度与之相适应，同时还享有广泛的职权和充足的经费。然而组织的变迁与国民政府加强基层控制的意图是暗合在一起的。通过与其他实验区的比较可以发现，江宁实验县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基本上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来开展各项变革。而其后各种变革所取得的效果与不足或多或少均与此有关。　　 县政府组织改组之后，即当从事实际建设工作。在实验县开展的众多变革当中，户口调查和土地陈报是可谓两项基础要政。第三章主要是对这两项要政的分析。就户口调查和土地陈报而言，江宁的运作模式更具优越性，而其他地区因受限于政治力量在这两项工作上大多无甚作为。之所以说户口调查和土地陈报是两大基础要政，并不完全因为它们是开展其他各项事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江宁乡村治理变革的目标而言的。也即是说，它们既是控制的基础，又是发展的基础。然而，从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可以看出，江宁实验县更多的是将户口与治安、土地陈报与田赋征收联结起来，故而两者之中，控制的意味显得更加浓厚。　　 第四章从控制和自治两个角度分析了江宁的基层行政变革。江宁实验县宣称它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县，但在自治名义下对区乡行政制度的重新规划所着眼的并不是自治事业的发展，而是政府政令的有效传达以及行政效能的增加。改组保卫团与整顿警政，其意更在直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既要加强控制，说明地方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政府的掌控，也就意味着要与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那么就必然会遭到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但观诸实际，各项变革均有不错效果。区乡基层行政制度得到重新构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得到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指挥监督。赋税征收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力量，保卫团的改组和警政的整顿虽不能彻底根除地方势力，但与以前相比，控制强度还是有所加大。虽然如此，控制之中还是蕴育了促进发展的因素，区乡行政制度的变革为发展提供了一个行政效率相对较高的政府，保卫团的改组和警政的整顿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赋税征收制度的改革则为各种发展举措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　　 虽然实验县对于控制的目标过度关注，但实验县同样也意识到了单纯强调官治式的控制已经不合时宜，因而也投入大量的精力致力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一种控制基础上的发展，或可谓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发展。第五章的主题即是探讨这一政治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勿庸置疑，江宁实验县政府主导下的各项发展举措都取得了或多或少的积极成果。当然，不足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发展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举措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控制的身影。因为要将发展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所有的农村经济复兴举措均由政府一手包办，民众的主动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更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在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控制以另一种面貌出现，那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在公路建设中，控制的目标更以直白的方式显现出来，京湖路等公路的修建均是为了实行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进而言之，即便那些以积极一面呈现的水利卫生建设，也可视之为与控制目标并行不悖。因为有效性正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有效性水平越高，合法性水平自然也越高。因此实验县的各项发展举措所取得的效果越好，政府越会获得更多的民众认同和支持，反过来也就有利于政府对基层社会实行更加有效的控制。　　 前几章的叙述展现了江宁变革所能达到的深度，但这基本上是基于一种纵向的比较。第六章则试图通过与镇平、定县以及边区政府三个地区的横向比较来考察这一变革最终达到的限度。镇平、定县以及边区政府代表着控制和发展的三个不同类别，镇平和中共边区政府都把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定县则相对更加重视发展。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即便在同一时代，江宁实验县所能达到的控制和发展程度也是有限的。简言之，在对地方的掌控强度方面，江宁既不如镇平，也不如边区政府：就发展程度而言，江宁则不如定县。制约这场变革的因素是复杂而多元的，政府本身的问题首先要正视，而乡村内部的制约以及外部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　　 结语部分对前几章的分析进行了综合，并将视角进一步放大到今天，试图做出更宏阔的判断，对于江宁变革在其后各个阶段所产生的延续和断裂进行了简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