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村落的存在由来已久。村落体育伴随村落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一起沉浮。自传统社会,村落体育就是溶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伴生国家发展、社会变革和村民选择的互动平衡、共生共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着特定时代赋予其的特定功能,以满足社会发展和村民发展需求的统一。近代以来,传统社会逐渐变迁,自发存在和世代承传的村落体育文化也被强势的外界力量所干预,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发展形态或淡出人民视线。作为“农村体育”“乡村体育”之“小地域”概念,村落体育的研究日渐被学者所重视,而新时代以自然村庄为地域界定的村落体育研究更是融入了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的主流,成为农村体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以往相关研究更多的强调了村落体育“物”的重要性,而鲜有从村落体育“人”的主体角度展开讨论。因此,本文以村落体育中村民主体为研究对象,分析村民“在场”时村落体育的生存和发展,探究村民体育行为的“为”“不为”“何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拟以典型案例-鲁西孔村的百年村落体育情景再现,以马克思主体性理论、结构化理论为理论支撑,探究村落体育主体性的危机与重塑,研究结论如下:（1）在孔村体育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村民主动意愿下的选择性体育实践是保证村落体育健康发展和持续在场的关键因素。违背村民意愿的村落体育只能徒具其形而失其实,成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手段和工具,主体价值边缘化的村落体育只能昙花一现。（2）村落体育主体性是指村民处于村落体育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村民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实现体育意愿、参与实践、共享权力和价值的统一。体现在村落体育参与实践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主体权力、能力的拥有者、实施者和村落体育成果的共享者。村民作为村落体育实践主体是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实现的基础,权力主体是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保障,价值主体是实践主体和权力主体的终极目标,也是村落体育主体性的核心理念。（3）村落体育主体性由村民作为意识主体、参与主体、权力主体和价值主体所具有的根本属性四个要素构成。村民主体各构成要素在村落体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变迁受村民是否在场、离场还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影响,而村民处于村落体育的实际状态又与村落社会的现实治理分不开。村落的变异、管理者的工具理性和认知局限都导致了村民对村落体育的疏离,村落体育中膨胀的个人主体存在和无力的基层政府更是带来了村落体育的危机。（4）村落体育主体性危机的存在原因为忽视了村落体育主体性践行规律,村民参与体育成本曲线解释了村落体育主体性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村落体育消费成本指数在0-1之间表现为村民参与体育的主体意愿较低,村民不愿意为自己认为不值得的体育行为消费,以村民为中心的村落体育发生了偏移。村落体育成本曲线决定下的主体性偏差,主要表现在村落体育场域中“政府和村民主体性的话语权偏差”和消费经济视域中的“村落体育主体性价值偏差”。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呈现出特定时代功能的变迁,映射出村落体育文化失衡和适应的流变;村落体育主体性实践的发展逻辑应遵循国家调控、社会整合和个人选择张力的动态平衡。村民作为村落体育实践主体在场是村民主体性与社会结构互构的行为,其中内涵着村民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对参与村落体育的成本算计,村落体育成本曲线走势揭示出村落体育价值主体性是否发生偏移。（5）村落体育消费成本在一定范围内表现为收入高的体育参与意愿不一定高,体育消费意愿与人均收入并不呈线性关系。相对随收入的增加,整体村民的体育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而常年在外务工人员、村办企业上班、个体户和企业管理人员这些特殊农村群体,其体育消费意愿比留守农村的村民要高。体育消费成本意愿较低限制了村民参与村落体育健身活动的多元化和娱乐化。消费经济社会是导致村民在村落体育中离场和游离的根本原因,经济价值的显性和健身价值的隐性导致村民在村落体育参与中不仅体育消费意愿成本很低,而且会考虑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收入成本损失,村落体育成本曲线发生偏移。（6）从“个人主体”到“人民主体”的价值转向是新时代村落体育主体性生成的必然趋向。构建人民主体之理念,需要重塑村落体育主体性生成机理,把握村民在村落体育活动中人民主体的认识论、交互主体性的价值论和遂生乐业的存在论。保障村民主体地位与村落发展的协同,村民体育中“人”的目的性与制度建设的统一是消解当前村落体育主体性危机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