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共分为七个章节，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养老问题展开研究。各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基于各类宏观、微观数据，对建国以来的人口规模、老龄化和人口生育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考察，描述我国当前老龄化的现状。并结合养老金现状、和家庭规模变化剖析未来养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指出家庭养老对解决现阶段养老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地，文章从文化基础、现实基础和政策基础角度分析了我国家庭养老的可行性。通过基本描述的事实分析，结合现有家庭经济学理论，提出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回顾。本文从家庭养老的理论模型出发，简单回顾了家庭代际支持中的三种主要模型及进展。接下来，分别梳理常见的几种家庭养老形式:家庭居住安排、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等。随着实证技术的发展，家庭养老方面的实证文献也大量涌现。本文主要围绕家庭中子女数量和性别的作用来展开，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在家庭养老行为上的研究成果。文献的最后一部分是梳理家庭养老对老年人的影响:包含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健康等方面。我们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现有理论模型多直接来自于外文文献，对我国现实的家庭养老状态刻画不足;而实证文章中在测度家庭养老时往往维度过于单一。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中现有文献对内生性问题的重视不够。在上述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表明了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创新性和价值所在。　　第三章研究子女性别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已往文献中考察子女养老的性别差异时多仅研究性别本身，未考虑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异质性影响，造成对性别效应的高估。本章节结合我国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和理论模型说明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存在特定的性别偏好。进一步，实证分析中考察家庭养老中子女的性别差异时，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减小传统分析中的估计偏误。文章将教育首次引入家庭养老的性别差异分析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养老中的子女分工，也可以从侧面深化对教育作用的理解。　　第四章构建代表性家庭的两阶段决策模型考察子女数量对家庭养老分工的作用，分析子女数量减少对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以及子女养老负担的影响。随后，文章进一步放松子女同质性假设，引入教育的异质性，分析子女数量减少对家庭养老分工安排的影响。实证部分结合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揭示出家庭养老中的分工机制，并实证考察少子化会如何影响老年人获得的养老福利和年轻人承担的养老负担。　　第五章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家庭养老中子代间的相互作用。已有文献多研究子女数量、性别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均未涉及子代的养老行为如何产生相互影响。本章从子女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考察兄弟数量和姐妹数量如何影响个体给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和金额。我们采用控制方程的方式解决内生性问题，通过实证考察发现，在家庭养老行为中，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监督约束效应”和“搭便车效应”。　　第六章以家庭居住安排为切入点，分析不同家庭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我们从家庭居住安排的角度探究代际养老中亲子两代之间合意的居住距离，并采用微观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寻找提高老年人幸福感最佳的居住安排方式。本章发现对提高老年人幸福感而言最合意的居住距离是与子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既可以保留同住的诸多优势，又可以避免同住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也尝试探究“一碗汤的距离”对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作用渠道和机制。　　第七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总结，探讨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并指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关注家庭养老问题，主要结论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比较家庭养老中子代的性别差异时，我们引入子代的教育水平以减少传统分析中的估计偏误。研究发现:随着男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儿子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远，同住概率越低，受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儿子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的频率。相对于儿子而言，无论是居住距离还是是否同住方面，女儿更疏离于原生家庭，但是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拉近女儿与原生家庭的地理距离;并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相对于儿子，女儿与父母的情感距离更近。综合考虑居住、情感和经济这三种养老距离，在子女数量为3个和4个的家庭中，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最为显著，且教育提高带来的性别差距缩小也更为明显。无论城乡地区，相比儿子，女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更能拉近其与父母的距离，缩小其与兄弟之间在养老行为中的差距。　　二、我们研究少子化对家庭养老的威胁，发现子女数量减少会削弱家庭养老中子代间的分工效应，减少老年人获得的照料和经济支持，增加子代的照料负担和经济负担。在现阶段的农村地区，少子化对家庭养老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使用双胞胎作工具变量(Ⅳ)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从父母层面看，子女数量减少1个，他们与子女同住的概率下降10.6％，获得的经济支持减少78％;从子女角度看，兄弟姐妹数量减少1个，他们与父母同住的概率上升4.9％，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上升59％。文中采用家庭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家庭内部的养老安排，发现多子女家庭中存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效应，低教育、低收入子女承担更多照料责任，高教育、高收入子女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家庭养老中的传统观念依然在起作用，具体表现为儿子尤其是长子依然承担着更多的照料责任。　　三、我们综合考虑子女数量和性别因素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发现在家庭养老中个体与其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互动机制。实证研究表明，个体所拥有兄弟数量的相对增加会提升其对父母经济转移的概率和金额，但这效应只在男性个体中显著。随着兄弟数量的相对增加，男性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和金额分别提高了2.9％和15％。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概率的上升主要受到兄弟数量的影响，不受姐妹数量的影响，这显示出男性受到来自兄弟的监督约束。男性给父母经济支持金额受到姐妹数量的影响，随着姐妹数量增加，男性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金额显著减少，显示出男性搭姐妹便车的现象。整体上看，由于男性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机制，降低了他们彼此搭便车的可能性，但是姐妹数量增加反而会使其在养老金额上提高搭姐妹便车的可能性。异质性考察显示，那些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群体中，“监督约束效应”和“搭便车效应”更为明显。　　四、通过父母居住安排的研究发现，“一碗汤的距离”作为一种既能相互照应、不失亲密又能彼此享受独立空间的居住方式，能显著地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这种居住安排对城市老年人的效用更大，而对农村样本中作用有限。该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影响也存在着异质性:“一碗汤的距离”对中等收入阶层、较低年龄段老年人的福利提升最为显著。此外，本文发现“一碗汤的距离”对老人幸福感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子女与父母见面频率的增加带来的情感增进。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研究内容的创新和理论模型的创新。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本研究关注家庭养老中教育的影响。现有文献虽对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以下几个缺陷:一是对家庭养老的刻画仅限于居住或经济支持或照料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并未对多种家庭养老形式给出全面的展现;二是考察性别差异时并未考虑子女教育水平的不同，从而高估性别差异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家庭养老中性别差异时加入了教育因素，以减小传统分析中的估计偏误。文章首次引入教育的性别差异来研究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为我们认识家庭养老提供了新的角度。　　其次，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是我国“新时代”的人口现状，这种背景下还未有文献系统的研究少子化如何影响家庭养老安排。文章从现实出发考察少子化对家庭养老工的影响。家庭内部的养老分工如何安排，个体的养老行为如何受到兄弟姐妹数量减少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已有文献中虽有所涉及但并不系统，因此本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此外，文章结合丰富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子女数量下降对家庭内部养老分工的影响，有助于了解我国当前家庭养老的现状和机制，为养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撑。　　再次，现有文献多从子女的整体特征出发，考察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而几乎没有文献从子女的角度出发探究家庭养老中子代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我们首次同时考虑子女的数量和性别因素，从子女角度探究保障家庭养老有效的机制。此外，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时，本文借鉴使用控制方程的方法，尝试对兄弟姐妹之间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制予以剖析。　　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居住安排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一碗汤的距离”这一提法在现实中早已产生，但一直未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探究新型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对今后的养老政策制定、养老产业规划带来有益的启发。　　理论方面，本文从已有理论模型出发，构建代表性家庭决策模型，从多维度说明少子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首先，我们构建代表性家庭的两阶段决策模型，分析子女数量减少对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以及单个子女养老经济负担的影响。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是两个常见的家庭养老形式，故随后照料因素被纳入模型。分析发现子女数量下降对照料支持的影响与经济支持的影响类似。父母拥有子女越多，其得到的来自子女的经济转移和照料时间就越多;而单个子女所承受的养老负担越小，对父母的经济转移和时间照料都会下降。为更好地考察少子化对家庭分工的影响，理论模型中放松子女同质性假设，引入教育的异质性。模型证实家庭内部存在分工效应:教育程度更高的子女对父母给予更多的经济支持，而教育程度更低的子女则更多地承担照料责任。理论模型的创新和拓展为后续的实证部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