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道德经》是一部集老子思想言论为一体的哲学巨著。道祖老子在短短五千字中,以精炼的语言和深邃的智慧,深刻揭示了宇宙生命的发生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真谛,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在国内外学者中备受好评。自1868年诞生的第一个英译本以来,时至今日,国内外已有百余种《道德经》的英译本,是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成外语作品最多的文化名著。在目前尚存的上百种《道德经》英译本中,本文选取了英国亚瑟.威利译本和中国刘殿爵译本,运用生态翻译理论视角研究和分析了两个译本的产生过程。依据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就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做出的适应性选择活动。生态翻译理论是一门有着跨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它运用了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称为“三维”转换,即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道德经》的翻译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道德经》的源文本有很多,所以在经过不同的选择之后,它的翻译也不相同。刘殿爵的翻译是基于王弼的版本。威利的翻译把《道德经》的注解作为主要的参考,他仔细比较了新旧版本,他没有选择一个确切的版本,而是引用了几种源文本来进行翻译。本文研究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生态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什么?(2)亚瑟.威利和刘殿爵两译本是如何体现出三维转换理论的要旨?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有哪些?《道德经》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名著,关于《道德经》的翻译问题一直深受热议。目前前人对《道德经》的英语版本的研究不是很全面。其原因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道德经》英译本单一的、非系统性的分析评价,而不是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近年来,随着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为我们在《道德经》英译本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众多的《道德经》英译本种,本文选取英国亚瑟.威利和中国刘殿爵的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版本,试用生态翻译学理论对两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分析在不同维度下,译者如何适应和选择不同的目标文本。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道德经》的英译多样性进行对比分析评价。采用描述的方法,以简洁的语言解释译者在目标译本的形成过程中的对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思考,具体说来,对源语中“道”、“法”、“天下”、“刍狗”、“自然”等19个具有代表性的词语的选择和处理。1.从语言维度上看,成功的语言使用是成功翻译的基础。在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必须首先从语言维度上进行适应、选择和转换,以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进行转换,使其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和习惯。①从词汇层面看,刘殿爵的语言相对来说更简洁,更对称,他大多选择中立的词来翻译文章,使译文更接近原文。而亚瑟.威利的翻译大多运用隐喻等修辞手法,把抽象的意向用具体的实物替换,更生动地表达源文本意思。因此,在这方面威利的翻译比刘殿爵的翻译要优越,这就揭示了翻译时,译者可以将源文中的语言转化为更容易接受的内容,为外国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②从语法层面看,汉语和英语句法有很大的差异。汉语的语言特点是慢而长,刘殿爵在翻译过程中,对句子的完整性没有很大地关注,而是用流畅的散文的形式来进行翻译。而英语的句子是有严格的语法原则和逻辑顺序的。因此,威利在翻译时,遵循了英语中的句法结构,使段落中单个句子与主体结构能更好的联系。③从文体层面看,《道德经》是一种哲学性的、诗性的作品,它的写作特点是运用简单句或从句。两名译者都以一种与原句法结构相似的方式进行翻译。相比之下,刘殿爵的翻译在意义和风格上接近源文本,他的译文表达出了原文的平衡和秩序。威利也遵循了源文本结构,而且加入了很多的注释来阐明老子想表达的意义。因此,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时,如果译者更多地关注源文本的文体特征,西方读者就会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写作特点的魅力。2.从文化维度上看,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载体。另一方面,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和来源。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传递一种语言的信息,而且要传递源语言系统到目标语言系统的背景和文化。也就是说,翻译应该是一种既能传递语言又能传递文化内涵的活动。①从对“道”的翻译来看,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道德经》的翻译中,一些表达哲学和文化价值的内容,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一项艰巨任务。刘殿爵音译了“道”,他认为神秘的“道”不能完全用语言翻译,因为它包含了整个中国的哲学体系。而作为西方传教士,威利无意识地将中国的“道”(Tao)与《圣经》中的“道”(Way)相比,认为“Tao”和“Way”一样有绝对的真理。相比之下,威利的自由翻译更占优势,避免了对“道”的机械翻译,以免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②从对数字的翻译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数字也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的书籍中,数字常常被用来指具体的数量或参照性的概念。因此,如果译者想要完全掌握不同数字的含义,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这些数字在中国文化中是否具有特定的意义。威利直译了数字而没有领略老子的真正想法,他选择了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数字。而刘殿爵则领略了老子的深层想法并把数字译成了具体的意象,更具体、更清晰地解释了《道德经》中的真理。3.从交际维度来看,除了从语言和文化维度方面做出适应性选择之外,译者还应该考虑源文本的交际功能。归化翻译是为了给外国读者提供可读的目标文本,以暴力取代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方法。异化翻译是一种对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的抵抗方式。由此可见,交际功能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交际意图。以“天下”一词的翻译为例,威利大多数选择了归化翻译的方法把“天下”译成“under heaven”,这样的翻译更接近圣经中的语言,会使西方读者误认为中国已经改成信基督教了。而刘殿爵在翻译中大多数采用了异化翻译的方法,把“天下”译成“the empire”。因此,刘殿爵的翻译提升了西方读者对帝国的观念,缩小了作者与西方读者之间的差距。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之间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说,译者是否愿意保留原文的异质文化,或将不熟悉的内容转化为熟悉的内容。由此可见,威利在翻译时更重视自己国家的文化,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传播外来文化价值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所选的《道德经》两个英译版本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生态翻译的意蕴,对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古典作品的英译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同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个英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