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宋代文人养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唐代文人的心态：理智、稳健、恬淡、平和。在审美意象上，他们所钟情的也不再是唐人的长河落日、匹马单弓，而是庭院深深、飞红落英。在最能体现宋代文人真性情和真感情的词里，“花”就成为主体意象之一。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花与中国文化联系的追溯和宋词中花意象的列述，来分析花意象在宋词中的多重内在审美结构，以此透视宋代社会和宋代文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时代精神、文人的人格理想和审美追求。具体来说，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追溯花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并详细列述宋词花意象的概貌。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观点为古典文学中鲜花与美人的互喻提供了理论依据，花意象就有了第一个象征意义：美人。《诗经》即开文学中以花喻美人的先河。随着古人思维的不断发展，他们对花的关照也由表层进入了精神层面，把花进行了人格化升华，从而使花品与人品联系起来，花意象又有了它的第二个象征意义：人品。屈原的《离骚》就是对花卉意象这第二个象征意义最初的文学实践。但花意象在宋代以前的诗赋作品中远不如在宋词中这样蔚为壮观。不但传统名花和古诗文中常见花卉入宋词，即便是少见于前代诗文的花卉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凡花野花等，也一一为宋人摄入词中。同时，以“花”为中心意象而派生出的复合意象也是丰富多彩的。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宋词花意象的四重内在审美结构。第一重内在审美结构是花与美人和恋情。宋代歌妓业的发达和文人嗜好清雅的风气，使词人们与美貌的歌女侍姬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词人们在词中大写花与美人、花与恋情。第二重内在审美结构是花与伤春惜时。花作为春天的象征，古人在诗文中借花叹春伤时是早已有之的传统，但前人们都没有宋人这样浓重的伤感与怨愁。第三重内在审美结构是花品与人品。宋代文人特有的人格理想和审美追求使他们在词中把花品与人品相联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第四重内在审美结构是花与家国之思。“家国之思”主要是针对南宋词人而言，因为他们有“丧国失地”之痛，所以他们在词中借花来伤春惜时和抒发思家忆乡之情时，其间又大都夹杂着或浓或淡的“悼国忧国”情绪。 第三部分重点解析宋代社会和宋代文人与花的特殊关系。首先论述了宋代“为爱名花抵死狂”的时代风尚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花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实用和风雅的用途；接着详细论述了宋代文人对梅花情有独钟的原因、表现以及宋代的咏梅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