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少子化现象同期也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不断放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状况令人担忧。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估计,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至1.3。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女性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显著增加,与男性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在部分省份甚至呈现反超的现象,并且婚姻稳定性同期不断下降,离婚率节节攀升。由于婚育问题之间存在着极强的联动作用,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与持续走低的出生人口之间存在相关的因果效应。聚焦于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的女性,基于近年来女性相关个人特征的显著变化,结合部分既有研究以及生育理论推演,本文选取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升,即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探索其中的因果效应以及影响机制。通过梳理相关既有文献,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直观地表现为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推迟了女性初婚初育年龄,同时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环境,提高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并使得女性的婚育需求降低,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女性终生生育数量的减少。而婚姻关系的存续作为生育行为的基础前提,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引致女性育龄期间生育行为的中断,婚姻关系的破裂导致女性婚内不安全感的整体提升,而子女作为不可分割的共同财产,女性的生育决策也不得不变得更加审慎,以避免由子女成本构成的婚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这也是造成女性生育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由此本文分别提出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减少了女性生育意愿,降低了女性实际生育水平,并导致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研究假说,而后通过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因果效应的检验和影响机制的探讨。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将女性样本按照家庭收入水平、代际、城乡和就业单位所有制的差异进行分类,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分别对生育行为的因果效应进行异质性检验和分析,并且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婚姻稳定性进行相互异质性检验,更加具体详细地阐述了这一影响在不同分类下存在的差异性。根据既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推演,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分析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对其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家庭内部女性与配偶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水平的提高均显著地通过家庭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个体延迟婚育时间,提高未婚率降低了生育意愿,减少了生育数量,并且在这一影响下,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和经验事实分析,本文引入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作为外生冲击,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运用断点回归设计（RDD）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因果效应检验,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进行了传导机制的检验,不仅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研究了对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且对家庭内部女性与配偶之间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水平对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与以往女性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相比,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必然会推迟女性初婚初育的时间,个体的生育时间从生理上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占。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女性就业状况的极大改善,包括就业机会、工资水平、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此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呈大幅上升,而经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完善弱化了婚姻和生育带给女性的“收益”,个体对婚育的需求降低使得相同年龄段的女性未婚率显著提高,这些变化都会引致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的同时下降。另外,这些改变隐含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引起家庭地位的同时提高,女性在生育决策上的自主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并且包括生育、养育、教育、婚嫁等成本在内的抚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都恶化了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不断减少的现状。然而,长久以来的“儿女双全”的子女性别结构偏好仍然占据着一定程度的主导地位,即使是在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同时减少的情形下,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显然超过生育意愿的减少,由此导致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也是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现状仍然存在政策刺激空间的原因。其次,本文分析了婚姻稳定性的变化对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个体婚姻关系的稳定性的不断下降显著地通过降低女性婚内的财产不安全感、强化婚内女性自我价值和自我感受的认识、增强子女作为经济负担使得婚姻成本提高的观念,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减少了其生育数量。类似地,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和经验事实分析,本文引入2011年《新婚姻法》的修订实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断点回归设计（RDD）建立实证模型进行因果效应检验,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进行了传导机制的检验。具体来说,个体经历婚姻关系的破裂,降低了其对婚姻生活的信心,增强了其在婚内生活的不安全感,特别是《新婚姻法》中对离婚后夫妻双方财产的划分的新规定,使得女性在婚姻财产上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同时,女性天然地对子女这一婚姻资产更加无法割舍,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的生育意愿被抑制,生育水平自然下降。以家庭房产的所有权归属为例,由于婚姻稳定性的降低导致女性在婚内不安全感的增加,女性更多地要求将房产的所有权归于个人名下或者与配偶共有,提高个人在婚内的财产安全保障力度。另外,客观地说,近年来整体社会的离婚率不断攀升,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与从前相比呈大幅下降,这一现象给未婚的女性和在婚的女性均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冲击,使其进入婚姻的决策和婚内的生育决策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在婚姻关系内经历了离婚的女性个体由于育龄期间婚姻关系的中断会导致生育的中断,并影响其后来的生育决策,这些变化都会使得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再次,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本文将样本按照家庭收入水平、出生年份所属的代际、居住地所在地区的城乡属性、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分别分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变化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的异质性,并且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婚姻稳定性进行相互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与配偶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水平的提高以及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单位所有制之间均存在统计上的差异性。具体来说,由于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差异,女性出生年份所属的代际不同,居住地所属城乡地区的差异,就职单位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个体抵御不确定性的经济能力、思想观念、受生育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形成的生育惯性等多方面均会存在差异性,导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变化对女性生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最终导致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单位所有制性质之间,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的抑制程度各不相同,为针对不同人群精准施策提供了研究支撑。最后,针对目前生育率持续走低且难以有效回弹的现状,根据以上实证检验的主要研究结论、传导机制和异质性分析结果,本文就完善和落实女性生育友好型政策,稳定女性对于婚姻的信心,提高对婚育的需求提出了若干配套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均有效导致了个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的降低,其中,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支出、延迟个体初婚初育时间、提高未婚率和避孕套的使用率减少了女性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其中,男孩生育数量的减少尤为明显,子女性别结构偏好进一步呈现无差异,女性个体婚姻稳定性的下降通过增强婚内财产不安全感、强化自我感受的追求以及恶化子女作为婚内经济负担的思想观念对女性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产生了负向作用,同时,在具体的异质性分析中,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分别对低收入家庭、出生于60年代、居住在城市地区和就职于私营类企业的女性个体的生育数量的减少最为明显;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水平的提高分别对低收入家庭、出生于70年代、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女性个体的生育数量的减少最为明显,而就业单位所有制性质的不同没有显示出系统性差异;婚姻稳定性的下降对高收入家庭、出生于80年代、居住在农村地区和就职于私营类企业的女性个体的生育数量的减少最为明显。结合全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本文的创新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聚焦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的女性,选取女性个体特征的显著变化作为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因果效应的检验和分析,充实了从女性的角度对生育行为的研究;第二,选取婚内女性与配偶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稳定性的下降检验二者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因果效应,补充完善了婚内因素影响生育行为的研究;第三,采用断点回归设计更好地解决了实证检验中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更加准确有效,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确认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婚姻稳定性影响生育行为的机制,并且通过具体详细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阐释了因果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为刺激生育水平的回升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