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法政留学、法律教育机构、法学学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以此来增加我们对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转型的认识，并为当代中国的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近代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以创办新式法律教育机构为主要标志。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里，作者着重考察了官办、教会和私立这三种途径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创设与发展过程；并由于主题的相对集中，对清末民初法政学堂的兴衰演变作了分析。 在全面创办近代的法律教育机构以前，法政留学是涉及中国近代最早一批法律人员来源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作者在第三部分专门考察了中国近代的法政留学问题，其中包括以伍廷芳自费留英为代表的早期法政留学活动，19世纪末法政留学兴起的背景，大规模赴日研习法政的缘由和基本概况，以及民国时期法政留学的状况。 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早在19世纪后期即已萌生，并由于晚清立宪修律的需要而在极为仓促被动的情形下创办和发展起来。随着30年代近代法典体系的基本告成，大学法学教育制度得到了相应的确立，并日益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