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传教士汉学”是“专业汉学”的奠基阶段。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更多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其中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最为成功,也最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奉行一种有效的传教策略——适应政策,即适应当地文化。这种策略要求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期间,学习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并且努力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在“适应政策”的指导下,耶稣会士写出大量介绍中国的著述,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地理和历史等各个方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通过这些著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吸引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从而使欧洲能够继续支持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第二,耶稣会士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找到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切合点,从而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接受基督教,完成传教的任务。与有关中国的游记著作不同的是,耶稣会士的著述更多地倾向于介绍中国的文化,这与他们的传教士身份和传教任务有关。也正因为这个特点,耶稣会士才能够在欧洲人面前展示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刻的中国形象,才能使学术意义上的汉学诞生本文以来华传教士所著的有关中国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研究,重点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评述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论文认为传教士汉学除了对西方汉学发展有奠基作用外,至少还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引起了西方的“中国热”,影响和塑造了近现代欧洲人的“中国观”。第二,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为中国明清史研究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