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评论界对期刊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甚至在整个文学界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各种对期刊研究的论文相继刊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了期刊研究的队伍。这不仅丰富了期刊的研究话题，也影响了整个文学学术范围。在这些研究中，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特殊时期的期刊研究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受经济大潮的影响，九十年代期刊的存在状态以及为生存做出的努力正一点点的被挖掘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亲眼见证了每个期刊的转型与坚守，所以对资料的搜集、作家的写作状态以及期刊状态的研究并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循序渐进的整理和研讨。本篇论文，笔者将以《花城》为重点考察对象，对文学期刊的九十年代这一阶段进行梳理，希望对九十年代历史的呈现以及对九十年代期刊的理解有些微帮助。选择九十年代期刊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就像《大家》副主编韩旭所说的，“那是一个文学承担了太多文学以外的职能——比如预言政治形势的发展走向、道德批判、介绍新科学新知识——的畸形时代的末端。”而期刊在文学的映射下也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转型，甚至从中心地位滑向了边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影响较大的期刊也没能坚持下来，比如一九九八年的“天鹅之死”——《昆仑》、《漓江》、《小说》相继宣布停刊。很少期刊还在坚持原来的宗旨和风格，甚至一些老牌的期刊都面临着停刊的局面，不得不改弦更张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选择《花城》是因为它在期刊界“四大名旦”之一的特殊身份地位，以及它向来低调，不标榜自己的性格，不以任何名号自立，一直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方阵地。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对九十年代整个文学界的情况和期刊转型的经济背景做了系统的梳理，并用另外两节分别对九十年代影响较大的期刊转型情况和《花城》的经济形势做了介绍。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花城》在九十年代对商业广告、先锋文学、女性文学等各个方面的态度，以此来证明《花城》在期刊转型中对纯文学的坚守。第三章通过例举作家、作品以及《花城》在九十年代的失误来分别阐述《花城》在九十年代的成就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