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广泛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建立在数字化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基础上的互联网平台成为数字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平台竞争成为数字市场上竞争的主要表现方式。平台模式,在创造出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也为反垄断法在数字市场上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大型互联网平台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或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反垄断难题。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滥用行为监管制度的前提,只有规制对象在相关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得以确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才会被检验。而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反垄断分析方法在适用于互联网平台时面临困境,不能准确地反映平台市场竞争的特点和平台市场力量形成的机制,故不能准确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为了适应数字市场的发展,促进平台市场的有序竞争,反垄断法需要根据数字市场的特点和平台模式的特征作出相应的调整。2017年6月9日生效的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九修正案针对数字市场的发展作出了大幅修改,引入了所谓的“数字市场反垄断条款”,为如何分析互联网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提供了范式指引。2019年2月6日,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历经两年的调查后认定Facebook滥用了其在德国社交网络市场的支配地位收集用户信息,要求Facebook限期修改有关平台使用条款。这一决定借助《反对限制竞争法》第九修正案引入的“数字市场反垄断条款”对Facebook的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我国数字市场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反垄断法》也面临生效十年以来首次修改,在滥用行为监管规则应当根据数字市场的情况作出调整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德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值得仔细研究和借鉴。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的主要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平台竞争的经济基础。由于平台通常涉及双边或多边市场,连接多组不同的用户群体,经济学上的双边市场理论构成数字经济和平台模式下反垄断分析的理论基础,经济学上关于双边市场特征的总结有助于理解平台竞争的状况和平台市场力量形成的机制,因此在反垄断分析中应当受到重视。第二部分,总结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适用于平台时面临的困境,并分析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应当作出的调整。相关市场的界定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市场份额的计算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一部分的一个重点在于解决双边市场的情形下,究竟是将各边用户看做一个整体界定一个整体平台市场,还是为市场各边的用户分别界定单独的相关市场。在此,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发展出的区分平台类型的市场界定方法建立在对平台差异化竞争策略和网络效应作用方式的考察上,虽然存在不足,但仍有借鉴意义。第三部分,在界定相关市场的基础上,就是对平台市场力量的评估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过于注重市场份额的作用,但这种单一标准在数字市场不再合适。市场份额对平台市场力量的说服力下降,相反,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锁定效应对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机制具有特殊作用,并且可以显著提高市场进入障碍,应当受到重视。除此之外,对数据的控制能力和排他性的数据获取来源,以及市场上的创新压力也对平台市场力量的检验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部分,除了对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面临的困境进行总结,还将结合德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应当考虑的新要素和标准进行系统探讨和分析,指出我国《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暂行规定》和《反垄断法》专家修改建议稿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