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竞争加剧,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越来越快,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核心力量;“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但创新活动存在高风险、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对资金供给存在较高要求。金融的有效供给对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制度背景,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阻碍了创新活动的开展。普惠金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局面,但由于技术、地域等的约束,难以在覆盖广度以及使用深度上实现有效突破,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则有效改善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效率,为推动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既有文献中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就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在实证部分,本文首先利用城市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层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展开稳健性检验;从时间、空间以及城市等级角度开展异质性分析,并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基于传统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以及消费促进区域创新的中介机制。其次,考虑到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本文进一步利用新三板企业数据,从企业层面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通过稳健性检验之后,从企业产权、所在区域以及行业角度开展异质性分析,并检验了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中介机制。在此基础之上,就如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活动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广度指标和深度指标皆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动态叠加效应。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会因空间区域和城市等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这种激励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相比而言,对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影响效应更明显,这也体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资源发挥了一定的“地域校正”作用,促进了创新。第三,在中介机制层面,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传统金融发展、缓解资本错配程度、刺激消费等方式,进而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第四,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广度指标和深度指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态叠加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激励效应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更大,数字普惠金融实现了服务对象的“靶向优化”,缓解了传统金融中的“错配”问题,对促进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作用。此外,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