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与城市管理中,尤其是对城市的宜居与建设、设施与服务、产业与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为城市赋予智慧,当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时,物流产业能释放出更大的增长潜力。本文选取2006-2018年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与数据包络理论,评估了智慧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物流效率的政策影响效果,并进行平行趋势、动态效应、稳健性与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智慧城市的设立能显著提高试点城市的物流效率,且呈现异质性差异,在发展程度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提升作用更加突出。首先,文章在第三部分对试点城市和全部城市进行了不同方面的对比,在物流业增长人数、公路货运量、等级公路里程等方面,观察智慧城市和非智慧城市的增长情况,并观察线条走势,根据折线图猜想政策设立对物流业的影响,并对这些差异现象在后文进行检验。其次,本文在第四部分选用数据包络模型DEA来刻画效率,得到三个量化单位,即总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效率规模,将三种效率纳入双重差分模型,作为三种被解释变量,分别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来检验交互性的显著性,从回归结果看出总效率和效率规模十分显著,即智慧城市的设立能显著提高物流总效率和效率规模,对纯技术效率产生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说一。接着,本文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达到“准自然实验”的效果,并进行动态效应检验,观察到政策冲击后能达到显著的促进效果,在冲击前的三年里不显著。随后为验证假说二,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对区位、市场化指数、人口规模分别检验,发现市场化和区位对物流效率的影响较大,在东中部,市场化指数中等的地区,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对人口规模的检验并不显著,这种情况可能因为物流效率并不会因人口规模的提升而提升,因为效率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需要物流设施、人员、流程等多方面与当地人口匹配,只有适合该地物流发展水平的人口规模,效率才能达到最大化。最后本文在第五部分进行了反事实检验,设立虚拟窗口期,将政策设立时间点模拟为前后三年,回归结果发现均不显著,因此只有2012年的设立才能与之后的数据相匹配,同时还进行了倾向匹配得分（PSM）,通过匹配发现,在其他变量维度具有可比性,因此造成的显著区别就来自于是否实施智慧城市政策,故表明了DID方法的可行性,并且PSM匹配后的回归结果也再一次验证了假说一。基于本文对智慧城市设立对物流效率影响的研究,根据物流效率的量化指标,控制变量的选取,以及区位、市场化因素以及城市优势等方面,从多个方面给予建议。本文是对智慧城市政策的跟进与观察,有助于丰富智慧城市政策与物流产业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提高政策的有效性,评估国家智慧城市政策的建设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