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电视变革的历史背景,和电视涉法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公共领域建构价值,将中国电视涉法传播的实践视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实践,采用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话语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全面剖析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历史轨迹。研究结论认为,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来看,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开创期、扩张期和再造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分别产生了“记录体”、“说法体”和“沟通体”三种特色话语形态;同时,尽管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建构成效,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状态。其中,第二章主要在前一章的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从词源学、现有界定、东西方不同语境三个不同维度探讨了公共领域的中国适应性,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何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及其内在结构、建构前提和主要特征。研究发现,从本质上说,公共领域是公众围绕公共利益而进行公共意见交流的精神领域,具有普遍的客观存在性。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是指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语境下由电视所提供的一个开放性的法治公共议题公共话语空间,包括了空间载体、参与主体、空间话语和话语规则等构成要素,具有公共意见交流和公共议题呈现等主体功能,和载体的扩张性、平台的开放性、参与的平等性、话语的公共性等基本特征。第三章至第五章沿着上述理论思考路径,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通过全面系统的仔细梳理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建构与演变阶段。其中,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开创期(1980——1998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探索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在这段极为漫长的时间里,其主要呈现出话语地位的非主流、时间形态的断断续续、空间样态的相对单一、“普法”话语的强势主导等基本特征。并且,在这一阶段后期,以央视《社会经纬》为代表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模式基本定型,并由此确立了“记录体”的话语主导地位,其以纪实为主要风格,以“故事化”为主要的话语表达手段,较好地承载起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议题呈现功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扩张期(1999——2010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扩张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条件的向好转变,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横向规模与纵向质量的“突变”式发展。特别是以《今日说法》为代表的“说法体”电视法治节目的崛起,使得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单一的议题呈现功能基础之上,进一步具备了意见交流的功能,标志着其已经在形式上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功能。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再造期(2011年至今)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建构语境、建构表现、主导话语及其公共领域再造意义。研究发现,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的“说法体”建构模式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沟通”的作用与功能,实现了参与主体的极大扩充、意见交流的更加充分、观点碰撞的初步显现。同时,由于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日渐兴盛,原有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与网络公共领域开始逐步叠加,并且相互交融,从而使得其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形态。第六章将文献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和访谈的方式获取了社会公众、业者对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现状、问题的认知和对其发展的期望,另一方面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相应主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由于技术变迁、建构认知、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其主要正面临着以媒介格局变迁下的“整体失落”为主要表征的载体危机、以空间层次的结构性失衡为主要特点的形态危机、以话语表达方式的日渐僵化为主要标志的话语危机,以及以公共领域功能的错位与异化为突出问题的功能危机。为此,本研究提出,未来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应当从外部获得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建立有效的空间发展社会保护机制,力争实现其生态的重建;推动其主要建构者(电视媒体)公共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双重提升,力争实现其认知的重构;建立复合空间主导下的多元空间体系,力争实现其空间的重组;以全新融合思维重塑法治公共领域面貌,力争实现其手段的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