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工农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流入环境水体,并逐渐在底泥中蓄积,造成底泥复合污染,威胁底栖生物安全。由于不同的人类活动可能导致底泥中的污染物的种类和特性不同,其复合污染的毒性也可能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不同人类活动环境底泥中的有机污染物进行深入分析。我国东部地区是城市人口集中、经济较发达、港口众多、工农业发达,区域内河流、湖泊众多,水产养殖业发达,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大,有机污染物复合污染普遍存在。我国长江口是我国重要的三大河口之一,其接纳长江入海淡水,长江流经众多工业及农业发达区,携带的污染物对长江口的环境存在影响。我国的港湾大多属于内湾,水体流动缓慢,水交换能力差,污染物不易扩散,更易受石油类等有机污染物的影响。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和菊酯类农药可通过直接排放或地表径流等方式进入到底泥环境中,造成底泥的复合污染。本文选取我国华东地区主要的淡水养殖池塘、长江口和东部沿海主要港口三种不同人类活动区,以底泥中的16种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和7种菊酯类农药（Pyrethroid pesticides,PEs,包括胺菊酯、联苯菊酯、甲氰菊酯、高效氟氯氰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分析了这两种有机污染物在三种不同人类活动环境底泥中的污染特征、对发光细菌的生物毒性及其对毒性当量的贡献。结果表明:在本研究所有采样点中,16种PAHs的总浓度（ΣPAHs）的最高值出现在天津港P1（460±35 ng/g dw）其次是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沈家门渔港P8（430±32 ng/g dw）,7种PEs的总浓度（ΣPEs）的最高值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淡水养殖池塘A1（110±0.084 ng/g dw）;并且,通过对三种不同人类活动区域进行比较,发现沿海港口区底泥中ΣPAHs的浓度最高,长江口地区最低,内陆淡水养殖区底泥中ΣPEs的浓度最高。这是由于港口区受人类活动影响大,港口船只来往频繁,油品货物吞吐量大,油品泄漏导致了PAHs的浓度升高,类似的,养殖区受周围居民生活及农业活动影响,其菊酯类农药残留较多。淡水养殖底泥中ΣPAHs的浓度范围为70～310 ng/g dw,ΣPEs的浓度范围在43～110 ng/g dw之间,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的养殖池塘A2的PAHs浓度最高,机动车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尾气释放可能是其ΣPAHs的主要污染来源;长江口区域所检出的ΣPAHs浓度在33～280 ng/g dw之间,不同站点底泥中PAHs含量存在较大差别。S3靠近渔港,PAHs浓度最高,站点S9远离陆地,受陆源影响较小;沿海港口底泥中PAHs和PEs的含量范围分别为44～460 ng/g dw和2.0～26 ng/g dw,底泥中ΣPAHs和ΣPEs浓度最高的都是天津港P1,该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大,油品货物吞吐量大,且其位于环渤海地区,水交换能力差,污染物不易扩散。所有底泥样品的有机提取物均对费氏弧菌（Vibrio fischeri）的发光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说明研究区域受到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生物分析毒性当量(BEQbio)最大值出现在港口区的采样点内,这与污染物在该点的浓度大小有关,表明PAHs及PEs在港口区复合污染中的毒性贡献不容忽视;长江口区域的BEQbio浓度范围最大,在23～610 mg/kg之间,其有机提取液中某些未被化学检测到的有机污染物贡献了较大的细胞毒性。与其他研究区域相比,本研究的三种不同人类活动区底泥样品有机提取物的发光细菌毒性效应处于中等水平。基于Iceberg模型评估发现,三个区域的多环芳烃毒性效应占比均较高。相比于其他区域,养殖区菊酯类农药毒性占比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