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入华的历史上曾分别于1877、1890、1907年召开过三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这三次会议都是回顾过去研讨未来的决策性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1877到1907的30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时期。传教士们在经历巨变的清末社会对于基督教在华“本土化”的思考逐渐增多,他们借助传教大会这一平台各抒己见,甚至激烈辩论。但主要由中国信徒发起的“本色”运动要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展开。因此,基督教在华本土化的进程不等同于狭义的“本色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学术界相关著作对“本色化”专题都有不同程度的论及,而对于涵义更为宽泛的“本土化”问题则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层面,而是文化、思想层面。传教士在基督教本土化的进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与阻碍兼而有之。本文拟在“本土化”这一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根据三次大会的会议记录及传教士在相应时段的其他言论,梳理在制度层面上传教士对中国教会人士定位的变化。本文认为,总体趋势是传教士认为中国教会人士从处于从属地位的被雇“助手”逐渐上升到更具有平等意味的“合作伙伴”,传教士面对中国教会的蓬勃发展、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传教士来华时间不同等都是造成他们观念变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