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段学术公案,如何培育现代公民道德是论争的核心。卢梭思想进入风云变幻的晚清社会后回声不一,通过考察学贯中西的严复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评价及其凭借的思想资源,可以总结出严复的公民道德建设方案及其内在困境。涂尔干认为,卢梭思想的内在困难导致了法国社会道德的全面倾覆,这最为全面地展现了“卢梭问题”的全貌。卢梭思想在晚清社会有“救国良药”与“洪水猛兽”两种符号式解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卢梭问题”的片面理解。早期严复宣传“天赋人权”,承继于苏格兰启蒙哲学奠定的自由主义一脉,与卢梭无直接关系。《〈民约〉平议》集中体现了严复晚年的态度,分别从自然状态、财产公有和权利基础三方面展开对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批评,同样体现其保卫社会道德的价值追求。时人的意见以梁启超、章士钊二人为典型,梁启超在1903年前后对卢梭有着不同态度,与严复的关系也从对立走向统一。学兼中西的章士钊同样根据《〈民约〉平议》的结构,提出了针对性极强的反驳。严复认为卢梭通过立法者和公民宗教制造公民过于虚妄,并给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方案,其中“合群爱国”的德性建设处于核心地位。严复尊奉的斯宾塞在晚年也陷入到进化论的内在危机中,其关于道德有机性的自信被彻底击碎。严复对于“卢梭问题”的回答也不可避免遭遇困境,坚持“苞中外而计其全”的严复认识到西方对功利与自由的偏向会导致自我毁灭。卢梭实际上是一个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严复对卢梭的误读恰恰集中体现了古老中国遭遇现代性所面临的伦理危机。严复对卢梭持有一致地批判态度,但是两位大家在“保卫国家”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对“卢梭问题”的思考展现了严复复杂的思想世界,其关于培植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现代共和国的艰辛思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