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学作为历史学功能的维度之一,曾是德国历史知识理论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历史主义思潮下的史学科学化中,历史知识理论与历史教育学经历了一个“分裂”的过程。随着历史研究逐渐趋向规范化和专业化,历史学从一个以叙事结构为主的写作形式变成了遵循特定的方法论规程、具有认识论基础的独立学科。历史研究变成一项针对史料的整理、批判和解释的工作,而历史教育则作为“呈现”的形式而被置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面对民族国家统一的需求,历史教育学的内容和目标由国家决定,为民族国家的统一服务。但与此同时,其方法被纳入到教育学的讨论范围之中,无法在历史认识的基础上得到反思,因而失去了其科学性和理论根基。直至20世纪70年代,在联邦德国实行更为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历史背景下,在“社会史”和“历史社会科学”等历史研究新方向的理论背景下,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以“历史意识”为核心概念重建了历史知识理论与历史教育学的联系。历史意识的思维活动对人类过去的经验进行了掌握和解释,并把这些经验转化为生活实践的导向,从而实现经验的增长和人类自我认知扩展的双重增益。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导向需求对决定了历史思考的目标和内容,这要求历史知识理论关注教育学方面,为历史教育学提供理论基础。与之相应的是,历史教育学的任务、原则和方法也发生了转变。历史教育学以互补性的方式协调了科学知识的整体性、实践性和主体性,其任务是培养人们形成历史意识的能力,让历史知识的理性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历史教育学的方法在整体发展趋势上表现为当下导向、多视角性和科学导向等原则,在具体原则中表现为问题导向、能力导向、课题导向等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历史能力”成为历史教育学新的讨论焦点,历史思考的能力模型基于此前的历史教育学理论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并在历史教学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