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随着古丹阳湖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湖区内掀起围湖造田运动的高潮,由此引发了乡村社会、垦务公司、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政府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和苏皖两省关于省界划分的冲突,也为我们理解国家、政府、社会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古丹阳湖区,由于大量湖滩提供着丰富的储备耕地资源,以及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人口的锐减,近代以来,该地区的人地自然矛盾并不尖锐。佃户将湖田垦荒成熟,精耕细作,投入大量流动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样的经济环境影响着租佃关系,在该地区,地主对佃户剥削并不象传统学界认为的那样严重。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政府对土地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力求实现业佃关系的公平合理,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地主对佃户的剥削趋向减轻。并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主城居化成为普遍的趋势,城市乡村一元化程度加深。近代以来,随着芜湖城市的通商开放和芜湖米市的形成,中外资本在以芜湖中心的皖江市场进行着垄断与竞争。依靠芜湖钱业对金融的调度,维持庞大的贸易量流转,促进了芜湖城市和周边市镇的繁荣,刺激了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经济深受市场波动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市场波动给皖省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1934年大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29年爆发的国际经济危机都直接影响着皖江地区的经济。自然灾害毁坏家园,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通过货币和贸易政策向中国转嫁危机,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加大,洋米的大肆侵入对皖米的市场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种不利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芜湖米市内在封建性缺陷也暴露无余。30年代初期粮价不断跌落,而商业资本掠取着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农家获得的收入极大地降低,完全处于粮食生产成本之下。农家收入进一步减少,而农家的支出却不断增加。30年代,皖省推行保安制度和保甲制度相互为用的防御体系。地方军事化建设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通过田赋的征收,让农家承担着沉重的赋税负担和高额的税收成本,农家经济入不敷出,农村金融不断萎缩。农村金融市场资本供不应求,造成农村高利贷盛行,农村经济严重恐慌。为了拯救农村,各级政府和团体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民众教育,从事“管、教、养、卫”的全面建设,然而在恶化的国内外环境下,在南京国民政府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威胁下,并不能有效达到救济农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