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登峰造极的两宋文化之中，作为古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的诗歌亦显得尤为光辉灿烂，它避开唐人诗歌创作的巅峰，求建树于“论诗”领域，促成了“议论煌煌”的论诗局面，随之，大量的论诗著作——诗论、笔记、语录、诗格、类书层出不断，形成了一股承前启后的更深更系统的有关诗歌理论的批评总结大潮。这股在宋代形成的诗歌理论总结大潮借助诗论、诗文作品集等媒介，将影响深入到了与之山水相依的朝鲜半岛的高丽朝的汉诗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中。　　其中，在宋代诗论的直接促媒下，高丽朝诞生了诗话批评的文学样式，并迅速发展成为了高丽文学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力最为正规的批评样式，这对高丽朝乃至以后整个朝鲜朝时期的汉诗文学批评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时期的诗话，今只存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崔兹（1188-1260）的《补闲集》、李齐贤（1288—1367）的《栎翁稗说》以及从李奎报（1169-1241）的《东国李相国集》中筛选编纂的《白云小说》等四部著作。尽管数量少，但是这四部著作比较完整地反映了高丽时期的诗歌批评理论的概貌，在高丽汉诗理论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从大方面来考察的话，宋代诗论主要在诗话批评理论和批评意识方面对高丽时期的诗话批评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来看，诗话理论批评方面，集中在诗本质论、诗学风尚、诗作法论、诗歌风格等方面。在诗歌本质论的问题上，高丽诗论家没有跳出宋人关于吟咏性情、主意主气等本质理论的探讨视域。诗学风尚上也跟随宋人大兴学杜甫之风，对苏轼的学习与模仿也形成了一股持久不衰的风潮。诗歌作法论方面，高丽诗论家所受影响最广泛，他们在关于用事原则、要求以及应对态度都与宋人保持一致，还接受了宋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点化理论，此外，他们袭用宋人“新意”的概念提出了新意论和“言外之意”等相关理论主张，在探讨诗歌用字、用韵、用律问题时对宋代诗论也多有借鉴。批评意识方面，集中于“出位之思”的思维方式和批评用语两方面。“出位之思”是宋人较具特色的创意思维，其中对高丽诗论家影响最大的是“诗画一律”、“以理入诗”的“出位之思”。在批评用语意识方面，高丽诗论家在批评用语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于宋人相似的意识。可见，宋代诗论对高丽中后期诗话批评理论和批评意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