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程序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东帝汶和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的成功,表明《公约》调解程序具备解决复杂海洋争端的能力,为缔约国提供了新的思路。以该案的成功为契机,国际社会对《公约》调解程序的关注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结合实践对《公约》调解程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推动该程序的实践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为缔约国通过《公约》调解程序解决争端提供借鉴和启示。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介绍现代国际调解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理论,并在国际调解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纳入调解程序的意义。国际调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60年代发展为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两种类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调解的发展和复兴。《公约》纳入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程序,是国际调解发展的重要一环。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公约》将自愿调解规定为争端解决程序之一,获得与会代表的普遍同意,强制调解程序的纳入则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第二章对调解程序在《公约》争端解决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自愿调解与强制调解程序既是对缔约国选择争端解决程序自由的保障,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公约》争端解决体系中,自愿调解程序具有优先适用性,强制调解程序具有最后或剩余手段特征。第三方所发挥的角色和程序的制度化,是调解程序区别于其他政治性方法的主要特征。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在管辖权、法律适用、结果的遵守与执行以及程序等方面,与《公约》规定的仲裁和诉讼程序存在区别。第三章对《公约》自愿调解程序以及扬马延调解案的实践进行了研究,并就中国运用该程序解决争端提出建议。自愿调解程序适用于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公约》自愿调解程序具有制度化与灵活性双重特征。《公约》附件五第1节为自愿调解提供了程序框架,并明确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和报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扬马延案的实践表明,调解委员会的核心职责是促进争端和睦解决,自愿调解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调解委员会的建议能够产生影响。《公约》自愿调解程序具有程序和结果可控、调解委员会提供第三方建议、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争端或缓和冲突等优势。中国可以尝试利用该程序解决争端,但需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为慎重指派调解员、充分利用程序和结果可控的特性、当事各方的善意与合作是调解成功的关键。第四章对《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及其在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中的适用进行了研究,并就中国主动利用或被动接受该程序提出建议。《公约》从适用范围、调解委员会的管辖权以及发起程序的条件等方面,对强制调解程序做出诸多限制。附件五第2节规定了类似于单方面提起诉讼的程序框架。《公约》强制调解的独特性体现在程序方面具有强制性。在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强制调解案中,调解委员会的《管辖权决定》既有合理之处,也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部分。由于并无先例可资借鉴,该案适用附件五程序的同时,还特意突出与仲裁、诉讼程序的区别。程序的灵活性在该案中得到充分发挥。调解委员会的建议对争端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有权发起强制调解程序,解决适用该程序的海洋科学研究和渔业争端。若中国被动接受他国发起的强制调解程序,既可以借机尝试解决争端,也可以通过管辖权和程序问题维护自身权益,并争取谈判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