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时代变革、国际关系更替背后都显示出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力,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无不是因为在科技变革浪潮中率先掌握了核心关键技术,进而培育出了全球领先的“0到1”产业,从而在国际贸易及国际竞争中赢得了先机,成为下一阶段全球科技的霸主和领导者。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交汇期,量子技术、人工智能、5G通信等颠覆性技术正在不断涌现和积累,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新的科技创新战略,全球科技格局正在重塑。而我国也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在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特别是技术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还处在提升国家基础创新实力的关键期。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提升“从0到1”的创新能力,一方面是要求我们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领域不断积攒和提升实力,以取得爆发性突破,另一方面还要求我们协同好创新链和产业链的互动关系,从而具备实现从基础研究、基础技术到成熟产业的能力。为此,本文通过理论建构、案例分析、模型检验等多种形式,系统研究了“0到1”产业的培育机制,其中可能的创新点如下:一是厘清和界定了“0到1”产业的概念、内涵、特性及其形成的基础条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从“0到1”产业的演化特点出发,提出了基于创新链视角的纵向演进机制,并结合有利于促进创新“内生化”的一般性规律,提出了横向支撑机制,从而构成了本文针对“0到1”产业培育的核心分析框架。三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从财税政策的全政策工具出发,系统分析了财税政策培育“0到1”产业的机理,并综合运用了中介模型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等方法,特别是以市场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我国财税政策培育“0到1”产业的效果,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本文具体的研究思路遵循从特殊到一般、从整体到局部的形式,结合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分析提出“0到1”产业培育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五大方面,即创意、技术、技能、风险资本及企业家;培育主体及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的外推模式、市场主导的内生模式以及政府市场共推模式,而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看,应重点选择第三种政府市场共推模式。二是提出了“0到1”产业培育的框架体系。本文针对“0到1”产业的演化特点,提出了基于创新链视角的纵向演进的培育机制,以及更具一般性、针对有利于促进创新“内生化”的横向支撑的培育机制,横—纵体系相互配合、相互渗透,共同作用构成了较为完备的“0到1”产业培育体系。三是详细分析和论证了“0到1”产业培育支撑体系下的纵向演进和横向支撑两个维度的机制。在纵向演进机制方面,本文提出了要素集聚、技术发展、成果转化以及衍生发展等四方面子机制。其中要素集聚机制提出要从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创新服务平台三个方面构建促进要素集聚的产业创新平台;技术发展机制提出并构建了基础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形成、主导设计竞争三方面的机制;成果转化机制提出并构建了成果转化的识别及分类、利益共享及分配、中介活化、风险资本助推及退出、市场推广等五方面机制;衍生发展机制提出并构建了组织创新机制及技术路径依赖的“解锁”机制。在横向支撑机制方面,本文提出了风险降低、制度激励、政府促进以及创新爆发等四方面子机制。其中风险降低机制本文提出应从化解融资风险、研发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三方面风险提升创新的内生动力;制度激励机制本文提出应从企业、市场、政府三方面构建有利于创新“内生化”的激励性制度;政府促进机制本文提出应从科技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等四个方面构建有利于促进创新“内生化”的直接政策性机制;创新爆发机制本文基于创新爆发的机理——集聚效应,分析和论证了创新爆发的新引擎——大城市及城市群,进而提出了可从“居民友好”、“创新友好”、“市场友好”、“生态友好”和“开放友好”等五个方面构建有利于爆发创新的大城市及城市群。四是鉴于财税政策在整个培育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基于产业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了财税政策在“0到1”产业培育中的作用机理,并结合从国泰君安数据库中搜集和清洗出来的7年370家企业微观样本数据,运用中介模型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税政策培育的效果。此外,还基于我国财税政策培育“0到1”产业的现状重点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通过对比国外创新强国的经验做法,分别从财政和税收两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