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化扩张的趋势加强,大大加速了风险爆发的频次和强度,人类俨然已经从传统的工业社会过渡到“风险社会”。世界风险学大师乌尔里希贝克,在他1896年的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到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诚然,非典型性肺炎、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日本核泄漏、毒胶囊等诸多的风险性事件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以科学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其包含了更多的未知性和不可测性。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风险的产生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步性,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技术的变迁,也引发诸多的风险性事件。然而,风险并不是不可知的,数字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拉近了人们和风险的距离,人们能够感知到风险的存在。掌握着一部分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嵌入到现代社会结构中,较大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运行,媒介显然已经成为风险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媒体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表征,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方便实效的公众参与平台。媒介作为一种风险的再现机制,将其自身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媒介建构着受众的风险认知,人们对风险信息的获知大都不是来源于自身的直接体验,而是来源于诸多媒介、专家、政府人员所传授的“二手非经验”。因而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媒介在进行风险性事件播报时,将有意无意地加剧风险甚或是滋生新的风险,在其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处都有可能进行风险的生产。本文选取“郭美美事件”、“抢盐潮”、“3q大战”等具有研究价值的风险事件作为主要研究案例,以及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突发性公共事件、风险事件以及国内外重大的新闻或媒介事件,运用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以新媒体语境中的媒介为研究对象,从新闻源、议程设置、新闻框架理论、媒介从业人员的素养来研究各个节点上的风险生产,并对新媒体这一背景下这些风险生产背后的原因做一个深入的探究,分析媒介是怎样“生产”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