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是推动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变的关键技术,因其具备自动执行特征而备受关注。作为区块链2.0时代的典型,智能合约无需中心化机构提供的信任背书,在满足预设条件后可由区块链上的分散节点自动执行,实现“无须信任的信任”。与传统合同相比,智能合约具有巨大的效率和成本优势,在金融支付结算、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管理等领域中被广泛应用。然而,智能合约目前的初级化应用已经对现有的私法体系造成了冲击,为确保其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更长远的发展,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智能合约的法理学基础和私法冲击对策,将其纳入私法治理范畴,避免其发展的异化。本文主要研究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以及其在《民法典》合同编下的适用等问题。从法理学视角分析现有智能合约本质属性学说的不足之处,提出应对智能合约进行类型化区分而非简单嵌套,其中私法类智能合约被大量应用于市场交易,给现有合同法律带来巨大挑战。合同法视阈下智能合约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代码形式能够承载当事人间的合意,满足合同成立的实质要件。智能合约与合同法律的冲突表现为对意思表达自由的限制、合同效力难以判断、合同的救济困难三方面,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智能合约的应用发展。综合考虑智能合约应用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以及合同法规范的困境,从技术和法律规范的双重角度分析智能合约与现有合同法律不相适应的原因,主要包括合约执行过程“不智能”、代码与主体意思自治的内嵌矛盾、区块链机制兼容性问题以及现有合同法律规范涵盖不足四方面。合同法律是精巧灵活的制度,智能合约新技术的出现和变革并不绝对意味着合同法律体系的变革。因此,本文提出了代码和法律的二元共治方案、完善适用于智能合约的合同效力制度、建构技术特性与意思自治的协调机制以及优化智能合约的救济制度等建议,填补法律空白的同时更好地将智能合约纳入合同法律体系进行规制,可以确保智能合约的价值在符合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得到更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