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南亚裔穆斯林认同的解析，把握其重心的流转，借英国案例阐释战后自边缘-半边缘地区向核心地区的世界性移民浪潮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本质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审视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热点问题之一的“伊斯兰威胁”和英国文化多元社会的建构模式。　　 伦敦爆炸案的惨剧引发了英国深入而广泛的争论，国内穆斯林群体对英国的归属感遭到严重质疑。文化种族主义者大肆宣扬伊斯兰认同与英国认同的对立，渲染穆斯林“异己分子”的极端暴力形象。与此同时，英国各地针对穆斯林的口头侮辱和暴力袭击案件数量直线上涨，极右翼的英国民族党(BNP)则在穆斯林聚居的伦敦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高支持率。普通穆斯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就连锡克教徒也难逃白人流氓青年的袭扰。社会分裂趋向把英国政府长期奉行的宽松式种族和文化政策推上风口浪尖，公众要求严厉打击在英国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彻查国内穆斯林团体与境外的人员及资金来往，甚至限制各穆斯林组织的正常活动。　　 极少数过激穆斯林青年的行动就这样轻而易举否定了英国穆斯林长期以来争取权利平等和信仰自由的努力，否定了穆斯林融入英国社会的阶段性成果和辛苦得来的文化间互动机制。无怪乎爆炸案一发生，各大穆斯林组织即刻谴责这一带给整个穆斯林群体灾难的恶劣行为，呼吁人们理智地区分极端主义和真正的伊斯兰信仰。　　 尽管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但客观地讲，英国多元文化政策较之法国“自由到禁绝”的极端化倾向和德国鸵鸟式的自欺策略，还是要成功许多。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使穆斯林倾向于以合法的方式，在制度架构内寻求自身利益。英国式“游戏规则”就这样悄悄地溜进穆斯林头脑，逐渐内化成其自识性的政治行为方式。　　 英国的南亚裔穆斯林，其主体是战后来自次大陆乡土社会的男性劳工，姗姗来迟的妻室，以及此后生长于英国的后裔。最初，他们把移居看成暂时的。作为南亚血亲大家庭的延伸，移民劳工，其使命是置产旺族，其归宿是衣锦还乡，南亚乡土气息浓厚的血亲和种姓因素成为他们认同的核心。核式家庭在英国的重建和穆斯林越来越深地卷入英国生活消解了原有的血亲和种姓认同，伊斯兰逐渐成为他们超越种族和地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穆斯林联合以应对文化种族主义压力的武器。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应战”模式和难以避免的英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伊斯兰更多充当强化文化身份的角色，其宗教意味则大打折扣。虽然英国穆斯林难免少数极端主义取向，但其主流是温和的，是以更好地融入英国社会为诉求的。英国生活的客观条件限定和长期英国文化的熏染使南亚裔穆斯林逐渐生出对英国的认同。这一认同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而后逐渐深入到文化和心理层面。该进程随英国穆斯林的代际更替愈益加速，并借着穆斯林女性的觉醒而发展。南亚裔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和国家认同同生同荣，推动着他们更加自信和理智地加入英国多元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