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主要依赖资源高度消耗的生产方式高速发展经济,落地了较多高度排放污染物的重污染企业,给环境带来压力,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今我国逐步提高对环境治理的投入,实施了一系列环境规制相关的决策,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便是2018年1月1日开征环境保护税。由于开征后地方拥有调整税率的自主决策权,大部分地区选择上浮税率,以提高环境治理的力度,实现排污成本内部化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可以发现环保税改革带来较好的环境治理效果,实现促进企业减排的政策效应,但地区间的税率差别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从而造成实现政策效果机制的差异化。从企业层面分析,重污染企业作为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污源头,在面临环保税改革带来的环境规制压力时如何反应,采取何种态度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一方面,环保税征收标准提升会增加排污成本,给企业的生产形成规制压力,使企业为了实现少缴费,选择暂停部分生产活动、缩产减规,达到从生产“末端”减排的治理目标。另一方面,过高的成本刺激企业通过环保的技术改革创新、设备改造等等方面的投资减少排污,“创新补偿效应”和“先动优势”促使企业从生产“源头”参与环境治理,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的局面。那么,环保税改革政策落实的效果机制体现的是前者的“生产成本理论”,还是后者的“波特效应”?在不同税率的地区之间机制是否发生变化?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环保税改革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环保税政策提供可行性意见。本文首先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界定和阐明了文章涉及的重污染行业等相关概念,对环境规制下企业环境行为的分类进行解释,在理论层面梳理出环保税改革影响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具体路径。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择2016—2020年沪深上市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进行实证研究,分析2018年环保税提标后带来的排污成本提升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提标幅度差异化造成的影响区别。实证结果显示:（1）环保税改革使重污染企业整体上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以增加环保投资的方式应对环境规制压力。（2）各地区税率提升幅度存在差异下,大幅提标的地区对重污染企业积极治理行为的激励效应放大。（3）规模较大的重污染企业比规模较小的企业反应更加积极,选择源头治理的倾向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优化税率设计和制定配套政策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保税政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