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代作家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创作群体。从晚生代苦难叙事的文本分析入手，考察其苦难叙事的内容意蕴和形式特征，从二者的深度融合中挖掘其苦难叙事形态张显的作家创作观，探寻这种新的苦难叙事的实质以及存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剖析其苦难叙事的成因，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苦难即痛苦和灾难，是作为个体与群体的人在其存在和发展空间中，面对来自自然、社会现实以及人自身的种种矛盾冲突而遭遇的身心困境，是现实存在中的人无法规避的问题。苦难叙事是文学叙事的重要构成。文本中的苦难叙事可见出文本书写的思考深度和价值关怀。但因为不同时代表征和创作群体的苦难体验的差异性，苦难叙事一直处于叙事发展状态中。因此，有必要对当下文学创作思潮中涌现出的苦难叙事新特征给予及时的理论关注与诠释。　　论文第一章对晚生代小说苦难叙事文本特征进行了论述。纵观其尽十年叙事文本，苦难叙事是其叙事转向后最重要的文本构成，并且形成了其叙事走向。在文本内容方面，受难主体由社会底层的边缘化人物、弱者担当，对这种人物身份的强调是在表明传统的“英雄’’人物退场后，创作主体平民主义立场的彰显。而受难主体对苦难采取直面姿态，仍不能规避悲剧性的命运，陷入生存压抑性极强的精神困境之中。在文本形式方面，晚生代作家在苦难叙事中已经形成文本的叙事自觉，注意叙事视角、叙述结构等的安排;通过戏仿和反讽等修辞体现出的富有调侃色彩的叙事语调则是作者在文本中有意识的制造出的荒谬效果，反映出创作主体对受难人物的无奈的命运的认识，以及在消解苦难的沉重背后充满反叛与解构的精神特质的体现;通过多种叙事技巧来实现的非激情式的叙事基调，是其文本形式的另一特征，实际上是以平静的陈述把抒情间离，是创作主体对世界对人带有个人性理解的一种叙述策略，创作主体是有感情的。　　论文第二章对晚生代小说苦难叙事体现的创作理论和价值评判进行理论观照。首先，其文本叙事传达出的是个人化写作观，“个人化”不同于“私人化”，个人化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密切相关，它强调创作的个性和感性直觉，以及文本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贴近，运用个人化写作实际上是选择一种与以往“代言人”式写作相对立的独立的姿态和自由立场。其次，在价值关怀上，晚生代的苦难叙事最终仍是指向精神的，是精神苦难的叙事，而进一步说其实质是当下的人文关怀，是作家人文精神的彰显，“人文精神”关怀的“人”应是当下现实中有血有肉有着种种欲求和自由选择权的个体的具象的人，而不是思辨意义下抽象的人。在当下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对具体的社会底层人遭遇的生存困境的关怀，体现出作家的充分的现实主义精神，既有直面的勇气又包含对社会恶劣现象和人性负面处境批判的立场。晚生代苦难叙事的优秀文本的出现，是其创作自身由对以往创作观和价值系统的叛逆转向深化和深度叙事的表现，是其创作观成熟构建与深化的表现。对评论界指摘其写作平面化、无深度恰是最好的反驳。同时，晚生代苦难叙事正因为有如上分析的众多叙事特色，不同于当代文学中以往的苦难叙事，所以它与后者一起形成当代文坛中苦难叙事的发展着的潜流。也是其创作自身回归现实主义的群体性努力和其叙事的发展方向。　　论文第三章对晚生代小说苦难叙事的文本特征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作家必然有深刻的心灵苦难体验才能在作品中传达出生存苦难的“震惊”。作为“代”，在社会学上的意义大于时间上的意义。童年时代的“文革”经历的影响使作家们对物质匮乏状态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有深切体验，这种体验影响其以后的苦难叙事和对人的关注方式。因为“文革’’，他们有一定的历史沧桑感，而对外界的变化习惯采取冷漠静观的姿态，使自己保持在时代的边缘。距离与观望，塑造了习惯于自我倾情、孤独自足的内心世界。忧郁、孤独与悲伤，因此成为其自我认定的核心界定词语。另外，他们童年时代熟识的是荒漠式的文化，和充满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教育。在孩提时代，极少有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这是其以后容易义无反顾地以“断裂”姿态出现于文坛的潜在影响之一。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期。因此，其幼年时代的孤独、忧伤的气质进一步定型;对时代生活的参与和观望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姿态;在价值观念选择上是颠覆性的，反传统的“断裂”姿态。具体为:倡导个人的非理性，创作姿态的个人化和对理性、社会集体理想主义的抛弃。在作家创作素养上，晚生代作家在形式技巧上的探索中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及对西方现代叙事技巧和之前先锋文学叙事形式的借鉴以及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的补偿心理，都是其有文本叙事意识和特征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