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区位优势和差异化战略,长期以来我国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木桶”效应愈加明显,遏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不均衡会使我国极大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农村群体能够获得更多均等化的发展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实现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进入大众视野,其延伸了金融服务触角,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与此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政策的提出对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优化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也有着重要影响。正是基于该背景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设,而后选取了2011年—2019年间我国31省份的相关经济数据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对猜想进行验证,首先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采用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与个体就业人数之和比上农村常住人口表示农户创业该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的研究,最后从分区域、分维度和分位数三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结论。具体如下: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深。第二,农户创业作为中介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其中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具有显著的收敛作用;而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以下四点政策建议:首先,分地区、分维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先天数字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的金融发展建设;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引导金融资源转换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变“输血”为“造血”;大力发展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的同时保证纵深发展。其次,充分发挥农户创业该中介效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户差异化的创业需求,与此同时,降低农户贷款门槛以鼓励农户创新创业,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培育农户创业技能,提高农户整体素质与收入水平。再者,建立数字化征信与监管系统。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全方位征信体系,实现居民精准“画像”,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责任避免监管真空。最后,积极发挥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加大农村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实施低收入人群政策兜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充分发挥各因素协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