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2020年我国在现行标准下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经济发展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我国农民福利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城乡二元金融结构是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如何消除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并确保其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为当下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创新机遇。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提升金融服务的触达范围,打造集可负担、可获得与可持续于一体的金融服务新模式,为增进农村居民福利提供可行之道。在当今更加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探索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内在关系显得极为必要。本文在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居民福利指标进行了测度,围绕“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福利的动态演进规律—数字普惠金融增进农村居民福利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民福利的时间异质性”展开研究,并探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11-2020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发展经历了由多极分化到整体收敛的演化过程,迈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趋同演进的趋势。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福利,其影响通过降低金融门槛、提高居民收入、优化消费结构及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机制实现。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利于提高邻近地区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胡焕庸线”东侧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跨越式提升西侧地区的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第四,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持续提升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其长期效果优于短期。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应推进“胡焕庸线”两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互通互联,通过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两侧地区农村居民福利水平协同增长。第二,应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渗透率和覆盖面,逐步弥合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第三,应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东西部良性互动的政策组合。第四,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由国家引导的短效被动机制转变为金融机构自驱的长效可持续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