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后生根、萌芽,不断民族化的历程。郭沫若作为现代剧作大家,其话剧创作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然而就目前对郭沫若戏剧的研究来看,很少有研究者对郭沫若话剧创作民族化作一宏观系统的论述。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从话剧民族化的视角,分析郭沫若以历史剧为代表的话剧创作,详细研读文本,并结合郭沫若的思想与理论发展,尝试对此问题作出全面解读。绪论部分,将着重阐述话剧“民族化”的含义及发展历程,并附研究综述。所谓民族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审美趣味与欣赏要求层面,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熔铸民族的风格；在表现内容层面,侧重于展现现实生活与时代风貌；从精神内核层面上看,则主要体现现代性意识。至于民族化发展历程,总的来说则是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五四期间起至二十年代末,是话剧民族化的起步与摸索阶段。新文化诸人以矫枉必先过正的姿态彻底否定旧剧,扫清了新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1926年,“国剧运动”开展,发起者主张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民族传统进行融合,创作具有中国民族风貌的现代戏剧。30年代末,“话剧民族化”便被提上了日程,中国话剧开始向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向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第一章主要阐述郭沫若的思想基础及对其作品的影响。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如下两个时期。第一,五四时期。郭沫若吸收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形成了“泛神论”的世界观和以主观性、抒情性为基本特征的以自我为本位的文艺观,并借鉴了歌德和王尔德等西方剧作家的创作,表现为强烈的个人意识与自由精神,并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第二,四十年代。郭沫若早在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便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以革命为本位的文艺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戏剧进一步强化了为革命服务的特征。直到建国后,史剧创作完全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第二章主要阐述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将历史的精神转化成时代的精神。他并不强调要按史学研究的方法恢复历史原貌,而是要发展“历史的精神”,将其演绎为与现实生活紧密贴合的时代精神。第二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的关系。这些人物普遍具有民族的传统性格,又融入了时代与作者的理想和期冀。第三节主要论述郭沫若剧作中民族精神的重塑,包括爱国主义的民族传统,以及威武不能屈的正义品格。并结合时代要求,对民族精神进行新的阐发。第三章着重阐释郭沫若对西方现代思潮进行的民族化改造以及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发扬。一方面,他移植了西方浪漫主义精神,深入挖掘人的自我意识,高扬反叛精神,并在创作中融入了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另一方面,他继承与发扬了传统美学精神,在传情达意上采取了诗化抒情方式,在戏剧结构上又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形式,强化了戏剧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