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基本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大量相互关联、相互交错的越来越具专业性、尖锐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和兴趣的焦点,也不再是抽象的原则或理念问题,而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直接关乎人们自身状况的改善,公众对这类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国家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程序、方式以及公共政策的质量也必将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并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议程确定是指社会问题被决策者纳入政策问题视阈并确定需要采取行动予以解决的过程,从而构成整个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和根本起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对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尤其是在当前我国转型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各种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水平提出来更高的挑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的根本方向。作为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力进行政治治理和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和过程,科学、民主和高效的公共政策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根本要求。在此背景下,议程确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也必然成为决定公共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回应和满足社会诉求的重要问题。因此,探讨和研究如何在中国体制约束和现实需求下有效确定政策议程以回应社会公共需求,不仅已经成为应对错综复杂的政策环境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本土化的根本需求和必然趋势。然而,与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重大现实需求相比,我国现有公共政策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国外政策研究的引进和推介、对政府既定政策的解释和背书等领域,立足中国政策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相对有所不足。在政策议程确定领域,相关研究较为滞后,且同样存在侧重于运用国外相关理论对本土实践的解释,从而相对忽视对中国政策议程确定现实的影响因素、现实特征和基本评价等缺陷。在政策议程确定研究领域,美国学者约翰·金登创立的多源流模型在对完全理性主义、渐进主义等批判的基础之上,以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为分析维度,对政策议程确定进行解构,强调当一扇政策之窗开启时三条溪流如果恰好汇合在一起,公共问题便可成功进入政策议程并获得备选方案。这一理论框架作为具有较大创新性和较强解释力的政策议程确定的分析工具,已经被我国相关学者运用于对当前具体公共政策议程确定的研究。本文研究认为,运用多源流模型分析中国政策议程确定问题,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在中国体制约束下对政策议程现实的有效解释,能否立足于中国政策议程的经验研究形成对政策实践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为此,本文以《穹顶之下》这一产生重要社会影响、且具有影响政策议程显著企图的公共事件为经验样本,对运用多源流模型解释我国雾霾治理政策议程问题进行了案例研究。本文研究发现,在多源流模型所强调的雾霾问题持续严峻、政策方案储备充实、政治支持显著存在等条件下,《穹顶之下》企图进入“两会”议程的目标却没有实现。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穹顶之下》事件反映出,尽管近年来社会参与政策议程确定的需求十分强烈,媒介舆论在议程确定中影响增大,但该事件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型议程确定特征,该特征明显与既有体制相悖,这是导致该事件最终没有进入“两会”议程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下中国政策议程确定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国政策议程确定过程的改革思路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