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保持国企实力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是我国经济优势之所在。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而公司层面的投资效率是经济产出的关键。目前我国国企的盈利能力、价值创造以及资本保值增值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自由现金流的高质量管理及高效率运用是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环节。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证自由现金流合理运用的关键。总之,提高国企公司治理质量、改善自由现金流运用和国企投资效率进而提高盈利能力、企业价值以及实现国有企业资本保值增值已刻不容缓。本文依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研究、自由现金流理论,对国企自由现金流运用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国企治理机制、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2007-201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共632个国企样本,2528个样本观测值,研究了2008-2011年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对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及假设,通过本文描述性统计及所构建模型,从大股东治理、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激励的内部治理机制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投资者保护的外部治理机制探究对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用途的分析可知,丰富的自由现金流更容易导致过度投资,证券市场投资消耗了最多的自由现金流,投资者得到的回报非常少。现金流紧缺时,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向投资者筹集是主要的缓解渠道。国企具有“积极索取,怠于回报”的特征和热衷于证券市场投资的倾向；(2)选取的632家国有企业共2528个样本中,902个样本存在过度投资行为,1626个样本存在投资不足行为。总的来说,投资不足相对于过度投资情况,可以概括为“范围较大,程度较轻”；(3)自由现金流的增多会加剧过度投资,也能够缓解投资不足,证实了国有企业中存在“非效率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性；(4)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情况相对于中央国企确实更为严重；(5)内部治理机制中,国有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董事会规模过大会加剧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管理层持股激励能够缓解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但由于管理层持股之后会对投资决策产生更强的谨慎性,所以加剧了投资不足。积极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抑制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6)外部治理机制中,法律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国有企业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可归纳如下：(1)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公司治理不完善,国企非效率投资情况严重,大多数关于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效率的研究都是过度投资方面的研究,本文针对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群体,研究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与现金流的关系。多数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研究都没有直接结合非效率投资,即都是针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的研究。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探索,证实了国有企业中确实存在“非效率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性。(2)本文通过分析自由现金流在国有企业中的应用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国企治理机制对自由现金流的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比以往直接研究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或非效率投资更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不同于以往的切入点。最后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自由现金流管理；优化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完善法律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