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出使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共十四年的外交生涯。一生著述颇丰,留下史学著作《日本国志》和两部诗集《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本文将这两部诗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结、分析其文学思想,同时,研读黄遵宪与友人的笔谈、书信以及公函等文字资料,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究其文学思想的成因及过程。黄遵宪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十六岁开始作诗,二十三岁走上仕途,青年时期大胆批判复古思潮,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见解独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明确表达诗歌语言和内容要有所创新,而他的创新源于两点：第一,创作主体的真；第二,异域体验的新。正因如此,黄遵宪的诗学理论异于古人,他在“诗缘事”和“诗言情”的基础上,打破本土文化的局限,提倡诗歌融入现代性内涵,论当下之事,抒本我之情,将自己生活的历史审美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中,用史家的真,诗家的情记录整个中华民族的悲伤,以仁者之心观照普通大众,形成其独特的诗学意蕴。而黄遵宪作为生命个体,走出汉文化圈,逐渐接触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想,对他的文学观产生深远的影响。十四年的异域体验,既有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也有对西方文明的接纳。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激发他对语言文字的深层思考,提出文学语言要“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形式上突破古典诗歌格律的限制,自由化,内容上“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在对待诗歌的社会功用时,既承认兴观群怨的诗学传统,亦逐步相信“诗虽小道,亦有左右世界之力”。综观上述文学思想,本土文化和西方文明相互调和并行,二者的矛盾冲突随着黄遵宪异域体验的加深而逐渐淡化,封建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本土文化陷入发展的瓶颈阶段,而异域体验正是激发本土文化灵性的一剂良药,这不仅是对黄遵宪文学思想及成因的探讨,对中国近代及二十世纪文学的发生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