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为反抗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历史。而文化霸权主义无非是传统的殖民主义形式在当代的“变种”，它所秉承的仍然是传统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以文化殖民为主导的西方对东方殖民的新形式，是使用文化手段进行文化殖民、文化控制的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文化霸权具有非强制性，是文化强势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从而取得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它不以强夺领土边疆或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文化观念，自愿接受强势方的统治和控制，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 对于文化霸权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文化霸权的含义、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文化霸权与政治经济霸权的关系、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等。国外学者除了介绍、评述后殖民主义关于文化霸权的思想以外，还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化殖民、文化霸权现象，或立足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讨论了世界文化、文化对话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但主体性视角溢出文化霸权问题研究的视域之外，文化霸权似乎成了某种不证自明的现象。实际上，文化霸权问题与主体性问题具有内在的逻辑勾连，文化霸权的产生不仅有重要的主体性根源，而且在主体性上还有许多表现形式。要理解文化霸权的实质，达到反文化霸权的目的，从主体性角度来重新解读文化霸权是一项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理论课题。 文化霸权问题与主体性问题的遭遇绝非偶然，究其缘由是因为文化霸权问题与主体性问题的内在契合。在此方面，后殖民主义的致思路径给我们以启发。后殖民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思潮，它将其分析和批判的锋芒直指文化殖民、文化霸权问题。后殖民主义崛起的时代正是主体性哲学式微的时代，承续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体性哲学的成果，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主体主义的二元论、本质主义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通过批判主体主义来达到解构文化霸权的目的。 本文是从主体性角度解读文化霸权的，文化霸权与主体性的关系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本文认为，文化霸权与主体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西方的“自我主体”、“权力主体”、“身份主体”等方面。“自我主体”是文化霸权与主体性关系中的核心，“权力主体”、“身份主体”实际上是“自我主体”在不同领域的另一种呈现，“权力主体”是对“自我主体”的另一种观视，“身份主体”是“自我主体”与“他者”试图建构的那种同一性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主体，这几种主体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绝然分开的，它们是统一在一起的。西方作为主体，既是“自我主体”，又是“权力主体”、“身份主体”。自我主体是文化霸权的逻辑起点，在这个方面既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又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表现。西方把文化霸权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分之上：西方是“自我”，东方是“他者”。西方之所以把自己定位为自我、主体，把东方定位为他者、客体，这与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西方建构自我主体的哲学理据是同一性思维。同一性哲学是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它设置一个本体作为同一的支点。这种思维把同一性当作目标，并绝对化，形成了绝对的专制性的同一性逻辑。这种逻辑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把自我看作是本，两者的同一以自我为支点。因此，同一性思维是归并性思维：把客体归并于主体、把他者归并于自我。同一性思维也是一种奴役性思维、专制性思维、极权性思维。同一性逻辑中的总体化、普遍化必然排斥多元化和差异性。同一性思维必然导致唯我论，以自我为中心；也必然导致二分思维：西方/东方、主体/客体、自我/他者、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并把后者还原于前者。 正因持受这种同一性思维，在文化殖民的自始至终，贯穿着西方自我中心主义、东方的“他者”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把文化时间化，在文化的进化问题上采取历史线性进步观，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上游，而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下游，其目的就是要在西方人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之间拉开距离。于是，时间被意识形态化，时间关系被看成是排斥性的关系，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 文化霸权主义境遇中也存在启蒙问题，文化启蒙的过程伴随着文化殖民。启蒙开启了现代性，现代性是启蒙的结果。与此同时，启蒙自身已日益具有意识形态性，启蒙与统治、极权、独裁、霸权、殖民的关系日益显现，“启蒙变成了神话”。西方一直以启蒙主体自居，认为它有资格、能力和义务来“使东方明亮”，从而使东方得到拯救，使东方具有理性，使东方摆脱愚昧、野蛮的境地。启蒙成了蒙骗和欺骗。 权力主体是文化霸权的基础和源泉。西方之所以能对东方实施文化殖民，就在于西方是一个权力主体。这里所说的权力是一个具有广阔的涵盖性的概念，它既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法权中的权力、宏观权力，又指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话语知识权力、微观权力，既指政治、军事、经济等所谓的“硬权力”，又指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权力”。权力具有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权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西方具有权力，它才能够“表述”、“建构”东方，表述与权力具有内在的关联，它体现出来的是权力关系。表述并不是与物质利益无关的纯学术性活动，有其“物质有效性”，有其特定的目的、效果和任务。西方既然是主体性和普遍性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知识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这种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能够“代表”、“同化”作为他者的东方知识，使愚昧变得文明，落后变得进步，传统成为现在。殖民主义话语对两方知识代表身份的确认，掩盖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统治利益之间的关系。知识的主体性和普遍性根源于权力的主体性和普遍性，知识与权力具有内在的关联。从权力的角度看知识，知识不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成果，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从内在性权力的角度看知识，知识本身就是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形式，知识中充盈着无处不在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不仅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知识产生权力，没有知识的生产、积累和流通，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权力也产生知识，没有权力的维护，知识不仅不能形成，而且也不能持续的留存下来。 身份主体是文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争夺的主要领域。如今，身份已日益意识形态化了。以意识形态化的身份认同观看文化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把文化人种化，认为种族决定文化，人种间的差别决定精神、能力和习俗等的差别，并把这一差别绝对化，从而强调身份的纯粹性和同质性。实际上，身份不是静态的，身份是构成性和流动性的。针对西方对东方民族文化的“妖魔化”，我们认为重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但这种重建并不是“本土化”、“本土主义”的重建，不是基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之上的重建。这些所谓的重建仍然是二元对立、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的体现，我们要强调的是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建构。 我们虽然批判主体主义哲学，但并不一概地反对主体性。事实上，主体性是无法消解的，它是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维度，要消解的是传统的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反对文化霸权，需要主体意识自觉，需要主体性重建，重建交互主体性。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转变思维方式，从二分思维走向间性思维，充分重视对话的意义，以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