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从实体或程序强化特定事项在股东会决议通过难度,主要形式为表决要求的特殊设置,从而限制公司内部控制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公司章程条款,此类章程条款称为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因设定内容的不同,具有提高股东表决权比例型防御性条款、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以及增加特定决议事项型防御性条款等多种类型。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呈现出了困境。包括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有效性?不同类型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是否存在差别?效力认定时应当运用何种效力认定标准?有哪些效力影响因素应当被考虑?具体应当如何理解?从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因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支撑,对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呈现出认定标准多样、认定因素考察不足的状态。从司法层面呈现的缺少法律规范援引、同案异判现象以及认定因素考察差异的现状揭示了在我国《公司法》的框架下,相关法律规范在应对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问题乏力与不足。内容单一的《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无法对多类型的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提供依据,而概括式的公司章程自治规范则无法对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具体争议进行详细分析,如“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的公司章程自治规范无法分析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赋予特定股东一票否决权是否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的问题,因此我国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路径完善应从理论到规范层面进行构建。理论层面的完善包括对我国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整体认知、分类型认知以及风险认知,整体认知包括对我国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中的制度价值、法律属性以及内涵分析,这些理论指明了资本多数决为其效力首要认定标准,且排除适用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在此意义上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型防御性条款应当有效。分类型系统认知表明了对于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效力认定,资本多数决与股东平等原则应当予以考察,并且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并不违反资本多数决与股东平等原则的要求,其效力应当得以认可。而道德风险分析则指明了特定股东同意型防御性条款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型防御性条款并不会因此具有效力瑕疵,为预防该风险,可建立小股东信义义务或公司整体利益标准进行弥补,而因概括性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型防御性条款发生公司僵局风险概率高,收益与成本不成正比,否认该类型公司章程条款效力更为恰当。而双重表决权比例型与增加特别决议事项防御型条款契合了资本多数决与股东平等原则要求以及在内容上规避了道德与公司僵局风险,其效力不应当具有瑕疵。而在立法层面上,从司法解释与列举式立法两个层次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主要有对《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进行反向限制性解释与根据实践情形进行具体规范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