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林木的分布、种植、利用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本文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天然林木的分布及其变迁、人工植林的发展、林业职官的设立、社树崇拜以及林木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先秦两汉时期自然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孢粉、考古及历史文献等资料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我国林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春秋以后,我国多数地区气温有所波动,树种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春秋至东汉期间,东北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乔木植被中针叶林比率有所增加,落叶阔叶林减少,同时森林分布范围缩小;黄淮海平原地区针、阔叶乔木随气候变化互有消长;黄土高原塬区未有森林生长,河谷及山地植被以阔叶木占优的混交林为主。西北草原与荒漠区植被随气候逐渐变干,耐旱类草本植被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乔木植被随之减少。云贵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常绿林逐渐减少,而四川地区的常绿及落叶林则均有增长;岭南地区的常绿林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广西地区受温度降低的影响针叶林也有所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剧烈,常发生常绿阔叶林与针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交替演变。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天然植被的变化。受秦汉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除东北地区天然林木保存较好外,其余北方地区林木破坏严重。但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影响相对较弱。加之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易于再生。因此,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先秦两汉时期生产技术较快发展。林木的生产技术涵盖了栽培、采伐与运输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总结了各类树种的物候与生长习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栽培技术。此时人们已能够依据不同树种的自身特性确定合理的种植时间及栽种地点。除播种种植林木外,已开始使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树木。在定植之后,时人对保熵、霜冻害、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枝等护林工作亦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在林木种植技术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当时民居周边、私人园林、皇家苑囿、道路旁以及军事区均植有大量的人工林。而不同区域树种的选择,则受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采伐林木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林木采伐的时机的选择上,则需要考虑木材质量、国家政策以及民俗禁忌等多种因素。至于采伐后林木的运输,则主要以水运为主。另外,这一时期,官方与私人中的林木买卖现象亦较为普遍。先秦两汉时期并未设立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林业的相关事宜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殷商时,管理农业、田猎及手工业的官员均涉及到林业的管理,但当时不同部门官员的林木管理权的划分尚未形成定制。至周代,管理林木的官员更加多元化,其职权也更加明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林官。秦国林木主由“吴人”与“少府”负责,随着六国逐渐统一,“吴人”之权渐减。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树木自古与社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亦不例外。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显示,远古时期的社即立于丛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社逐渐成为传统。至殷商时,它已在国家社祭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降至周代,情况发生改变。受当时礼仪制度的要求,各阶层社的大小、形制以及设立地点均有限制。在此情况下,丛社已无法符合礼制要求,其地位有所降低,人工所立树社随之兴起。但由于传统惯性作用,丛社在西周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至秦汉,人们立社已不完全出于宗教的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将社视为土地与政权的象征。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对官方所立社的规模与形制均有严格细致的要求。因而“丛社”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属于官方的祭祀体系之中,其地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受时人树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等观念的影响,“树社”逐渐成为“社”的主要形式。树本身生命力与生殖力强盛等特质,乃是树社广泛形成的主要原因。先秦两汉时期,木材已普遍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其中建筑与葬具为消耗木材的大宗,而乐器当中,使用木材的情况也愈加普遍。关于建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带有榫卯的木构结构。至夏商周三代,木构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叉手”式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梁架及木柱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并且可能出现了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技术进一步的完善为这一时期宫室建筑大面积兴起奠定了基础。至汉代,高台阁楼式的木构建筑盛行,反映出汉代建筑大木作技术已较前朝有所进步。我国古代之所以选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应当和其便于运输、稳定性高、易于修缮、替换等特质有关。乐器方面,远古时期的大鼓多为木质,但由于音质不佳,至后世为铜鼓所代替,小鼓仍用木质,但仅作为大鼓的辅助乐器。西周及其后世常用的礼制乐器——“柷”与“敔”亦多为木质,二者用于音乐演奏的开始与结束。此外,筑、琴与瑟等弦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当时粘合技术不够理想,三者多用独木斫成。由于其音色较好,秦汉时期弦乐器逐渐成为乐器当中的主流。关于葬具,棺形成的初期,并未使用木材。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木质棺使用逐渐普遍,并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且随着椁的产生,木质葬具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木种的使用上,亦有等级限制。降至西汉,出现黄肠题凑等形式,标志着木质棺椁的使用规模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当时林木破坏严重,至东汉时棺椁制度衰落,木质椁逐渐被石质椁代替,但使用木棺的习俗则一直被延续。木材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着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