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贯穿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农地流转在被提出之初,被寄予了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厚望。然而随着改革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农地流转规模增速和农民收入增长增速都出现明显的下滑,农业经营收入对家庭收入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农地流转可能陷入“内卷化”和收入增长效应疲软的双重困境。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切入点,也是保障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核心问题。在确定农地流转是否存在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基础上,还需要增加对农户间收入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的讨论,厘清农地流转对资源要素的流动整合过程,深度辨析其机制发展的路径差异。成渝地区受国家政策倾斜和自身内驱动力的双重推动,成为西部地区最关键的增长极,而“大城市大农村”的社会发展格局却表现为城乡发展的相对不均衡。因此为推动农村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进行了大量农地流转探索实践。作为对已有研究的视角补充和层次丰富,本研究基于成渝地区两市(区)10个乡镇(街道)39个样点村1102份农户调查问卷,采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效应评估-驱动机制”的研究范式,在细致梳理研究区农户农地流转和家庭收入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比较农户转入农地和转出农地的影响因素,评估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收入结构变化的效应差异,利用psm得到的反事实收入计算流转前后的基尼系数,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并综合辨析农地流转农户收入效应的驱动机制,依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其研究成果可为成渝地区乃至全国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政策探索与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本研究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和获得的结论如下:(1)从农户家庭特征和农地流转特征方面,对研究区样本农户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数据进行梳理:(1)在农户家庭特征层面,受访农户平均年龄为57.36岁,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小学及以下,家庭总人口的平均数为4.32人,常年务工人数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例达到55.91%;承包耕地面积户均3.43亩,人均耕地面积为0.79亩,破碎程度达到2.33块/亩,平均耕作半径达到683.31 m。(2)在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层面,流转的实际发生率达到63.16%,与农户参与流转意愿84.57%仍有差距;户均转入和转出农地面积分别为3.23亩和2.54亩,流转期限普遍在10年及以下,未约定流转年限的占23.12%;流转形式以出租为主,比例高达85.98%;流转年均价格为789.75元/亩,水田流转价格略高于旱地。(2)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1)农户个体特征层面,农户年龄显著地阻碍了农地转入行为,而正向推动农户转出农地。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转入和转出行为都具有明显促进作用。(2)农户家庭特征层面,家庭负担系数、常年外出务工人口、非农收入比重和家庭社保参与人数对农地转入具有明显负向影响,但也显著促进了农户转出承包农地。家庭成员政治经历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未能对农地转出产生明显作用。农业培训显著增强了农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也明显不利于农地转出行为的发生。(3)耕地资源特征层面,耕地破碎程度显著推动了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而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仅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影响,最大耕作半径则对农地流转行为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4)农户流转认知层面,农地产权认知对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负向推动作用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政府干预满意度对转入和转出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5)区域差异层面,村庄经济水平有助于推动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村庄地理环境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不够显著,而处于丘陵地区的农户则更倾向于转出农地。(3)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增长作用,但也扩大了农户间收入差距。运用基于Logit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参与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增长效应为13.1%;相较于未流转农户,转入农地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为23.2%,其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比未流转农户高出15.0%和4.3%;转出农地对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增长幅度为13.4%,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显著高出14.4%,而人均农业收入显著降低15.9%。收入差距方面,参与农地流转后整体农户基尼系数由0.3799升高为0.3895;农地流转对转出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明显大于转入户,转入户和转出户基尼系数分别由流转前的0.3792、0.3883上升至流转后0.3852、0.3996。农户间内部收入差距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素为以劳动力配置为核心解释的农户家庭特征,农地流转关键变量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分别为27.91%和22.38%,贡献度排序分列第二、第三位。(4)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效应主要通过规模经营报酬、农地资产变现和劳动分工优化的三大机制驱动实现,且机制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协同作用。农地流转后转入户家庭收入增长的驱动机制主要为规模经营报酬机制和劳动分工优化机制,农地资产变现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劳动分工优化和农地资产变现的机制驱动产生,规模经营报酬机制暂未显现。农地流转实现农户家庭收入增长效应,其驱动机制不是单一的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对各类资源要素的共同作用与配置,形成各大机制之间的交互协同而产生的结果。(5)研究表明,农地流转通过对承包农地、劳动力、家庭资本等家庭资源要素进行有机流动整合配置,可有效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因此,为健全农地流转有效流转环境,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无论从政策制度建立健全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加强关注:第一,针对规模经营报酬机制的实现,建议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第二,针对农地资产变现机制的发挥,应完善农地流转价格确定机制,提高流转市场规范化水平;第三,针对劳动分工优化机制的实现,建议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