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摆脱中国严峻的水污染困境，中央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河流水质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管理政策中也设定河流水质标准作为奖惩地方政府的依据。然而，由于中国流域水环境的跨界外部性特征与复杂大系统特性，在河流水质信息的公开中，地方政府作为水质信息最邻近的获取方，其目标利益函数往往与中央政府并不一致，二者的利益博弈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本文利用中国136个河流监测点2016年分日的水质监测数据，选取PH值、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四类水质指标，运用McCrary断点检验方法，揭示河流水质信息公开中可能发生的数据操纵现象;并进一步选取主要水环境保护政策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构建logit模型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对河流水质信息操纵问题产生的具体影响;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河流水质信息公开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1)在136个河流断面中，有74％的断面的监测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操纵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地区的监测点对数据进行了低报处理，也就是将分级点上方的部分监测数据进行修饰使其下降到分级点下方，从而致使水质污染级别降低。二是部分地区的监测点对数据进行了高报处理，将数据下方的数据进行修饰使其上升到分级点上方，致使水质状况变差。三是监测点的数据操纵主要存在于Ⅱ类水质与Ⅲ类水质、Ⅲ类水质与Ⅳ类水质等较低级别的水质分级点。(2)出现不同的数据操纵情况的确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有关系。不同的水环境政策导致出现不同的数据操纵方式，其中数据低报的原因主要是受水利部发布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政策的影响，试点城市为了完成政策规定的水环境治理考核目标，对监测数据进行低报，从而使水质得到相应改善。而数据高报主要是受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政策的影响。水源地城市将数据进行适当高报，致使水质轻微变差，从而获取更多的饮用水水源治理资金，同时高报监测数据也可以为未来的水环境治理工作减轻压力。(3)通过对断点检验结果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更加倾向对较低级别的监测数据进行操纵，这样既不能够被人们轻易觉察的同时达到水质“改善”的目的。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不同的中央政策而采取不同的数据操纵方式，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1)运用McCrary(2008)断点检验模型来甄别环境监测数据操纵行为，为环境监测数据操纵的识别提供了一个有效方法。(2)本文利用的数据是每日六个时段的监测值，与已有文献相比其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与说服力。(3)本文以水质信息公开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此揭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以期为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体制与水污染治理提供经验支持。(4)本文从河流水质信息公开的视角来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为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