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可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都没有考虑到自身特殊初始条件的制约,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和发展速度上的关系,结果导致了实践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严重脱节。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对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文章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及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偏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文章首先确定衡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标体系：以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的衡量指标,以工业就业比重作为工业化的衡量的指标。然后根据两者指标计算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从理论上进行具体分析：制度供给方面,认为工业化的特殊地位及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城乡二元制度的形成和市场制度的缺乏,是造成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偏差严重的重要因素。制度需求方面,是由于对农村、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待遇,逐渐产生了一种改变现有制度安排实现新制度的需求,因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这个现状逐渐显露出来,学者们通过研究得出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结论。制度变迁方面,认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种状况形成的整个过程伴随着各个方面制度的变迁过程,其程度深受着制度变迁的影响和强化。接着应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检验,得出两个相应的结论：一是制度变迁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偏差的格兰杰原因；二是制度变迁和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偏差具有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制度变迁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偏差具有显著的影响。最后,根据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从正确认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市场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发展新型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等几大方面来阐述。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从研究角度上看,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二是在工业化的指标选取上,打破了传统的方法(即用工业化率——工业产值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采用工业就业比重来衡量我国的工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