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是当代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第一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小说，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是坎宁安在现代语境下对《达洛维夫人》的重写。本论文试图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为前文本，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　　本论文运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以女性自我认同为论述中心，试图呈现出两位作家笔下女性自我认同的危机，通过探索两位作家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方式和途径的指认，揭示出坎宁安男性作家身份与女性书写之间的矛盾，并以此来说明女性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分析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所面对的自我认同困境。《时时刻刻》中的伍尔夫、劳拉同达洛维夫人一样，在传统家庭中，只能作为妻子、母亲——作为自我的“他者”而存在;独处的个人空间和自由的精神空间遭挤压，让她们分外压抑。在此，传统的婚姻关系成了束缚她们的牢笼，成了阻碍她们自我认同的桎梏，她们只能从同性情谊中寻求安慰，似乎同性情谊是实现自我认同的一个途径，但是，她们的同性欲望在当时的社会性别秩序中毫无立足之地，她们只能被迫断然抽身而退。　　第二章探讨坎宁安笔下成功拒绝了传统婚姻关系的独立女性作为公开的同性恋者在当代社会的各种关系（包括女同性恋之间、女同性恋者与男同性恋者之间、女同性恋者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中所遭遇的自我认同危机。社会的进步，女权运动的持续发展，使伍尔夫所期待的女性独立和自由得以实现，同性欲望也在社会性别秩序中获得了立足之地，但是，女性认同的危机却依然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拉丽莎和她的同性女友莎利面临的是男权文化中男性、男同性恋的双重狙击，而克拉丽莎对异性恋情的深刻铭记和对女儿朱莉娅个体生命的想象则彰显出独立新女性在自我认同追寻途中的陷落。　　第三章研究伍尔夫和坎宁安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方式和途径的指认。伍尔夫强调通过争取包括教育、就业在内的各种权利突破家庭，追寻与重建独立自足的女性自我，而且将“双性同体”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作为一名男同性恋作家，同性恋情不仅没有使坎宁安笔下的同性恋者穿越精神危机，反而成为一种受伤害的状态，对女性生命的书写中，显现出坎宁安某种男性的视点与立场，以及以某种超越性别姿态完成的对性别偏见的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