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珠三角”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即“泔水养猪人”展开，探讨以其为核心的泔水养猪业的生成机制、历史变迁及所面临的制度与社会情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因素如何汇聚、推动并限制了其劳动形态的具体面貌。在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再考察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从社会的角度切入对劳动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我们对当前中国纷杂的劳动形态的理解，为丰富和扩展劳动的理解框架提供新的视角。文章的材料基于作者2005至2014年间在珠三角地区和广西桂中市南镇的民族志调查和实地工作，以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泔水养猪业的文件材料及媒体报导的搜集；据此，希望在不同主体互动的视角下，以泔水养猪为案例对我国的社会生态进行一次民族志观察。泔水养猪作为我国农民传统的实践做法，与珠三角世界工厂所聚集的大量人口这一具体情境相结合，发展出城市郊区的泔水养猪产业；这一产业从而也成为解决珠三角各大城市餐厨垃圾难题的现实办法。围绕泔水养猪业，城市生态循环系统得以建立，由此，养猪人成功地将泔水养猪业嵌入于城市产业体系之中。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来自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现代都市中找到了延续的别样途径。传统的劳动习惯、社会团结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养猪劳动的面貌。在社会治理的压力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倾向于以科学知识取代原有基于历史实践所形成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而社会大众、市场主体、媒体等主体，同样在其自身的利益驱动下，参与到对于养猪者的驱逐过程中来。然而，新的基于科学知识的餐厨垃圾处理方案在实践中一再失效。养猪人由是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其基于市场位置的结构性力量，成为他们另一种“弱者的武器”。文章结论认为，劳动嵌入于社会之中的形态，乃是珠三角泔水养猪人的劳动之所以呈现如是面貌的核心原因。中国劳工之所以呈现为当前的面貌，同样需要考虑劳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嵌入性问题。而影响劳工面貌以及阶级形成的进一步要素，则埋植于在劳工进入新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能否得到有机传承，并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社会保护作用。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已成常态的状况下，劳工的社会保护不仅需要国家制度的安排，更需要劳工自身的团结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