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大量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整理和公布,以《日书》为代表的古代数术方技类书籍为研究者开启了一扇观察古代社会的窗户。这些内容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数术方技方面的空白,还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不少反映上古中国天文、历学发展水平的资料。这些天文、历学资料不仅是后世相关知识的渊薮,还涉及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研究中国古代的民俗信仰和社会生活、中西交通与民族交流也大有帮助。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所公布简帛中的数术方技类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学研究,试图对其中所含的天文、历法内容进行梳理和发掘。主要的研究和结论如下:在第二章中,通过简帛与传世文献中的纪年用词与藏缅语中相关词汇的比对、分析,认为前者所载的“岁阴”、“岁阳”,乃是后者相关词汇的同音转写,“岁阴”代表十二生肖,“岁阳”代表阴阳五行;相应的,生肖纪年应来自于先秦藏缅语系的民族,而十二生肖亦大有可能是这个民族的首创。解决了简帛及传世文献中若干生肖异名的释读问题,指出这些异名源自战国时期即有的五行三合局及相关的死咎观念,采用的是以相关事物互指的方法。通过整理散见于各种资料中的记载,将生肖纪年法分成“生肖法”、“纳音生肖法”和“阴阳五行生肖法”。本文指出,中世纪突厥人先后行用过前两种纪年法,吐蕃人的文献中则三种皆见;其中,已知“五行+生肖”结构的纪年方式都属“纳音生肖法”,将其视为“天干+地支”之对位的流行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借五行纳音将十二生肖周期扩大为六十甲子周期的方法,应是借鉴于当时在中原汉地成熟起来的具注历;而被一些学者命名为“吐蕃纪年法”的“阴阳五行生肖法”,尽管所受关注最多,却未必实际行用过。十二生肖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功用。其形象早期被设计为以善的菩萨化身轮流教化世间众生,后期则变为恶的精魅诱惑世人;其功能也由早期佛经中的纪年、纪月和纪日,转而变为符合中国汉地传统的纪时。从这种变化中可以看到佛教的转生、化身观念和中国传统的精魅观念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十二生肖纪年文化。本文在第三章中认为,传世文献中的“月阴”和楚帛书中所载的十二月名,应是藏缅语十二生肖的同音转写;对楚帛书中每月相应占辞和配图的分析也能够验证这个结论。这是中国早期历法史上使用生肖纪月的一项重要资料。第四章的研究对象为二十八宿纪日。本文认为,二十八宿纪日的本质是选择术,应起源于更早时期的天文历表,而非由日序纪日法推衍而来;随着各种文献的陆续发现,二十八宿纪日自秦汉“朔宿法”、隋唐“二十七宿法”、唐以后“七元甲子法”而下的一条发展轨迹已然清晰可辨。几种新出《日书》中的材料能够证实与揭示“朔宿法”的存在和纪日规则;散见于道藏、汉译佛经和日本《宣明历》行用时期的文献则丰富了我们对“二十七宿法”的认识。其中,日本文献中各月配宿有同异之说,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闰月星宿纪日法和岁配宿法;《大方集经》所述星宿纪日法提示我们,佛经中所引星宿纪日法并非都是具有印度色彩的“二十七宿法”;而对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中“沐浴日”的分析表明,直到北周时期,道教仪轨的择日文献还在沿用“朔宿法”;同属道藏的《二十八宿旁通历》所载的“二十七宿法”应为中晚唐之作,极可能抄自佛经。通过对西夏、敦煌出土历书中二十八宿纪日连续性的检验,七元甲子法的行用应该能够上推至五代时期,远早于目前学界的估计。七元甲子法出现以后,二十八宿纪日逐渐进入历注,并且地位逐渐提高。本文认为,“七元甲子法”与九宫配年应创自唐曹士蒍的《符天历》,其目的是为了融合六十甲子、二十八宿、七曜、九宫(或十二宫)等分别来自汉地、印度和希腊的纪时周期;《符天历》的历首确始于显庆五年雨水,而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显庆五年正月朔;该历的历元、积日算法等内容的编制皆借鉴了《九执历》,其中的部分内容很可能首先在敦煌、西夏等边地自制历书时被采纳、行用,成为当地具注历的一部分;中原汉地的官方历书在唐后也开始逐渐接受《符天历》中的某些内容,最迟至南宋时“七元甲子法”即在官历中固定下来,中国古代传统的具注历也由此定型。本文认为,高昌回鹘人在11～14世纪期间很可能经历了一个二十八宿纪日类型的转变:前期的历书直接继承了秦汉历书的传统,使用的是《日书》中的“朔宿法”;后期则转而使用具有佛教密宗和印度色彩的“二十七宿法”,以及一种不同于中原汉地传统的、以娄宿为首宿的“七元甲子法”——这反映了其纪日传统的嬗递,也显示出其时该地多种文化的交融。第五章以简帛中的“日夕表”为切入点研究秦汉时期的时制问题。“日夕表”并非严格的实测数据,却符合当时对昼夜的划分,应是人们用以掌握夜晚长度、便于控制祷祠时间的工具,这有助于理解“日夕表”出现于《日书》中的原因。汉初继承了秦楚鬼神夜祷的礼俗,但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昏时夜祠”让位于符合《仪礼》的“旦明行事”,“日夕表”也随之在《日书》中消失。简帛中的十二时制乃是出于推算吉凶的择日需要,并非实际生活所行用的规则。根据出土文献的记载和统计分析的结果,两汉时期至少在河西及至敦煌地区实行的是十六时制。在新出西汉时期的边关公文中,就明确出现了十六时制实际行用的例子。把一日分为十六时的来源尚不清楚,把一日分为十二时则是将十二支引入记时系统的结果。从漏刻制的发展变化、干支进入纪时系统的时间两个方面探讨从十六时制到十二时制的过渡问题可以发现:隋唐以前的三次漏刻改制皆与十二时制有关,但原因相差颇大,十二时制的真正确立应是在第二次漏刻改革时期,笔者将其定位在王莽推行干支纪年的公元4年,这表明十二支纪时与干支纪年是同时行用的。第六章通过对“西陆”一词的考证,揭示了昴星团历法在中国先秦历法中存在的某些痕迹;通过对简帛相关篇目的分析,揭示出存在火历中的一种置闰方法。这种置闰方法一方面证明火历是一种颇为精确的阴阳合历,扫清了火历作为当时主要行用历法的障碍;另一方面与德国内布拉星盘以及中古时代亚洲高地民族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显示出中外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一些共性。第七章探讨近年来出土简帛中出现的几种中国古代占卜纪历法,选取了比较常见的建除纪日,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一种图形纪日法——“戎历日”纪日法。对于建除纪日法,厘清了其纪日规则由“朔晦叠值”到“交节叠值”的流变,分析了尼雅565号佉卢文书中生肖纪日与建除纪日的独特融合，用数学公式的形式给出了回鹘历书中建除、生肖以及节气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者鉴定与复原回鹘历书残片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工具。对于戎历日纪日法,梳理了已知的两种不同形态与算法,挖掘了它们在后世的流传,分析了来源和产生的文化背景,同时通过对其载体——周家台秦墓竹简抄本——的综合分析,阐发了以《日书》为代表的古代占卜类文本与实用历谱之间的共存关系。以上工作可作为中国古代历法史和数术史的一个有益补充,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人的思想与生活。最后一章从两个角度概括全文:其一,提出十月太阳历和火历是中国上古最重要的两种历法,将本文各章分别归入其中,从两种历法的关系角度重新诠释了“绝地天通”的所指,提出了《诗经·七月》中“一之日”含义的一种理解,梳理出中国上古历法的一条可能的发展线索;其二,探讨了从本文所述纪历规则中衍发出的选择习俗,概述了其从抄本到官历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