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传统翻译在语言学范畴内强调语言的普遍性，寻求对等；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范畴下的操控理论探寻的是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在译介过程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贯穿着《红字》译介的始终，让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译本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样的原文，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展现的是不同的文学语言和差异显著的文学形象。这种差异性，不是传统翻译上的错译和误译，而是原文的“来生”，是原文得以存续和流传的特质，因而值得赞颂而不是诅咒。本文运用译介学的最新理论——操控论对《红字》在民国后期、解放初期、改革开放以后三个时期的代表性译介，张梦麟译本、韩侍桁译本、苏福忠译本，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方面的译介予以考察。尽可能解读导致各译本差异的时代因素、译者个人因素和民族文化因素。毕竟翻译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下进行，而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和被接受。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一些研究基本状况予以说明。第二部分为第二章。针对目前众说纷纭操控论思想予以详细的考察说明并对《红字》的历年译介史作一记录性回顾，选出本文论述译本对象并陈述选择译本缘由。第三部分为三、四、五章。运用操控论的三因素界定，分别对《红字》译本中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操控下的不同文学、诗学方面的差异性体现予以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