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以来,全球各国经济发展都承受了巨大阻力,我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具体表现是,经济总量方面,在经历2020年一季度短暂的经济困境之后,我国经济虽然快速恢复并进一步发展,2021年完成名义GDP共计114万亿元,实际增速8.1%,但是2021年GDP增速逐季放缓,4季度增速下降至4%。消费方面,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自2020年8月开始由负转正,但到了2021年12月增速回落至1.7%,消费略显疲软。在这一多种宏观指标承压的背景下,研究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对政策制定起到参考作用,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阻力相照应,2020年以来,世界主流国家均采取了多种措施提振经济。例如我国执行了发放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减免增值税,对防疫补助等于防疫相关收入免除个人所得税等政策。美国政府则提出规模约2.3万亿美元的CARES方案,为企业、个人、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了多种救济援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有各自援助计划。与我国的刺激计划相比,发达国家更侧重于发放现金以及就业补助,我国政策则主要从基建投资和企业减负发力。不过在本次疫情中,我国还首次大规模使用了发放消费券的政策以鼓励消费,这一政策能够在可控时间内刺激指定行业的消费,从直观的消费数据增长、群众评价以及政府使用频率来看,该政策实施是有明显的正面价值的。基于近年来国内经济承压的客观现实和各国多样化的刺激政策,本文旨在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DSGE）研究不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所用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和货币错配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其中小型开放经济的含义是经济体是世界利率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不能决定或改变世界市场的价格,同时还意味着本国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性差,也不作为世界货币使用。所谓货币错配是指,由于本币的国际支付地位较低、国际化水平弱,因此企业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者负债的现象。金融加速器效应是指企业从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借贷的成本与企业自身的资产净值成反比关系。本文的模型共包含六类经济主体:政府部门、家庭部门、企业、终端零销商、银行和国外。家庭通过为企业工作和各种利息获得收入,再将收入用于消费、债券购买和储蓄。银行的作用给企业提供贷款,其资金来源是家庭部门的储蓄。企业每一期要购买资本品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零售商将中间厂商生产的无差异的中间产品再次加工,使其变成具有差异化的商品,再由家庭、政府等部门购买这些有差异的商品组合而成的复合商品。政府依靠国债收入以及征税支撑其支出并负责制定货币政策。本文先后研究了政府购买、工资税、资本利得税以及消费券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如下:1、在引入货币错配和金融加速器后,短期内扩张的政府购买依然可以提高产出和劳动等宏观变量,但长期内产出、消费、投资等均出现下滑,而随着货币错配程度的提高,这种长期内的经济恶化情况会变的更严重。2、降低工资税在短期内能提高劳动、消费、私人投资以及产出,且在新的均衡下产出、消费、私人投资也有所提升,资本利得税冲击的方向与工资税类似,但在短期内消费是下滑的。一单位资本利得税冲击的效果弱于工资税冲击。3、消费券冲击的效果与政府购买冲击类似,但是其在短期内就有显著的刺激消费的效果,同时研究发现,在长期内消费券对产出等的抑制相比政府购买可能也要温和的多。本文的创新性在于,一方面本文是在一个考虑金融加速器和货币错配的开放模型下进行财政政策效果的研究,与前人有所不同;其次本文观察到了消费券这一近期刚刚开始使用的财政政策并将其纳入研究,研究了消费券政策的效果和影响机制。